1961年的夏天,日头毒辣得有些邪乎。
那太阳挂在天上,不像是给人送暖的,倒像是个烧红了的大烙铁,死死地摁在北京城的脊梁骨上。地皮被烤得泛起一层白花花的盐碱,连路边的野狗都张着嘴,吐着那干得发紫的舌头,趴在阴沟边上一动不动,只有肚子还在那一鼓一鼓地喘着粗气。
南锣鼓巷粮站门口,队伍排得跟长龙似的,一直甩到了胡同口。
几百号人聚在一起,却没什么声响。没人有那个力气闲聊,大伙儿都缩着脖子,耷拉着那颗像是随时会断掉的脑袋,尽量减少体力的消耗。那一双双深陷的眼窝里,透出来的光是绿的,是饿出来的凶光。
傻柱也在队伍里。
这一年多的光景熬下来,他变了。
彻彻底底地变了。
那个曾经在四合院里咋咋呼呼、一言不合就撩阴腿、满嘴跑火车的“四合院战神”,如今像是一条被人打断了脊梁骨、又拔了牙的老狗。他沉默,阴郁,走路都贴着墙根,生怕被人踩了尾巴。
他那只断了的右手,因为当初为了省钱没去大医院正经接骨,现在彻底废了。手腕子向内蜷曲成一个怪异的角度,肌肉萎缩得只剩下一层皮包骨头,看着跟个风干的鸡爪子似的,只能无力地吊在胸前。
身上那件曾经代表着大厨身份、油光锃亮的白褂子早就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打满补丁的破汗衫。那汗衫原本是灰色的,现在被汗渍和油泥浸得发黑,散发着一股子酸腐的馊味。
“下一个!”
粮站窗口里,办事员那更年期特有的尖嗓门像是锥子一样扎了出来。
傻柱浑身一激灵,赶紧往前挪了两步。他用那只完好的左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那个贴肉的布兜里掏出两个皱皱巴巴的小红本子——那是粮本。
一个是何雨柱的。
一个是何雨水的。
他把粮本递进去,动作熟练得让人心疼,那是练了无数次才练出来的“镇定”。
办事员是个胖大妈,虽说现在大家都饿,但粮站的人总归是有油水的。她没好气地翻了翻本子,眼皮都没抬一下,例行公事地问道:
“怎么是俩人的?何雨水呢?这一年多怎么也没见着这丫头露面?这大活人还能凭空没了?”
“我告诉你们啊,街道办最近可是发了红头文件,要严查空挂户!这要是人不在了还在领粮,那可是诈骗公家财产,是要蹲大牢的!”
这一嗓子,把周围排队的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那些目光里有怀疑,有审视,更多的是一种“看你倒霉”的幸灾乐祸。
傻柱的心猛地提到了嗓子眼,那颗本来就虚弱的心脏“砰砰”狂跳,撞得胸腔子生疼。后背上瞬间渗出一层冷汗,把那是破汗衫都给浸透了。
但他脸上那副木讷、麻木的表情却一点没变,甚至还在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硬生生地挤出了一丝讨好的、卑微到了尘埃里的笑:
“哎哟,大姐,您看您说的。这可是我亲妹子,我能害她吗?”
傻柱压低了声音,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
“雨水啊,她前年就嫁到保定去了。但这户口……咳咳,那边不接收,还没迁走。您也知道现在的光景,那边农村更苦,没定量啊!这丫头在那边活不下去,全指着这边的这点口粮吊命呢。我这当哥的,每个月领了粮,还得托人给她捎过去。不容易啊……”
谎话。
彻头彻尾的谎话。
说这话的时候,傻柱的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这一套词儿,他在心里背了成千上万遍,早就能倒背如流了。
何雨水去哪儿了?是死是活?
傻柱不知道,也不敢去想,更不想去打听。
自从那次他在医院被扔下,这一年多来,那个曾经跟在他屁股后面喊“傻哥”的丫头,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刚开始那两个月,他还没在意,甚至还有点庆幸,觉得少张嘴吃饭挺好。可随着饥荒越来越严重,随着他工作没了,钱被王大力要回去了,甚至连易中海的棺材本都被掏空了的时候,他突然在那个落满灰尘的抽屉角落里,发现了何雨水的粮本。
那一刻,他眼里的光,比狼还绿。
那是命啊。
那是每个月二十多斤的救命粮!是能换钱的硬通货!
办事员狐疑地看了看傻柱那副残废样,又看了看后面排得老长、已经开始骂娘的队伍。这大热天的,谁也不愿意为了这点破事儿耽误工夫。
“行了行了,赶紧拿走!下回让她本人来……或者弄个证明信!”办事员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在粮本上盖了个章,“你也真是个残废命,还得养个外嫁的妹子。”
“哎!谢谢大姐!谢谢大姐!您真是活菩萨!”
傻柱如蒙大赦,点头哈腰地接过粮本和布袋子。
当那两份沉甸甸的粗粮——其实就是高粱面掺着红薯干——落进袋子里的那一刻,傻柱死死地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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