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二十一年腊月,改元的诏书颁定——明年改元“绍启”。
从年号便能看出来,新帝不只是要继承天启新政,更含“绍述祖志、发扬光大”之意。
“天启”两个字,用了二十一年,从此要收进史册里去了。
那位中兴之主留在这世间的印记,又少了一样。
今年北直隶的雪下得极厚,把高阳全城的院子埋得只剩几道屋脊的轮廓。
孙承宗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摞摞装订好的文稿。
他今年七十有八,眼睛早花了,可翻那些纸页时,指尖却比眼睛还准。
哪一页折过角,哪一处他当年批过,哪一篇写着写着笔锋忽然一顿,他都记得。
那双手枯瘦如老树的枝桠,指节粗大,带着几十年握笔握缰留下的厚茧,落在一页页纸面上,发出极轻的沙沙声。
案头最厚的一册,是他的皇帝学生历年寄来的信。
自天启十年他致仕起,每月一封,雷打不动。
起初是问些犹疑的军务,后来问河工、问海贸、问新政。
再后来信里开始夹杂些别的,某年某月,皇帝在信末提了一句“先生今日饮食如何”。
又某年,附了一小包新疆来的葡萄干,说“此物甘甜,先生佐茶可也”。
最上面一叠,是二十一篇策论。
每年的万寿节,先帝都会亲自写一篇,如同寻常学生交的课业,请他批阅。
他一张一张翻过去,天启五年、天启十年、天启十五年……
笔迹从锋锐变得圆融,从圆融又变得有些虚浮。
最后两年,字是硬撑着写的,笔力发飘,有几处墨迹微洇,大约是握笔时手在抖。
去年那篇策论,题目是《论有恒》,学生写道:
“师尝诲我以恒,今二十一年矣,弟子不敢忘。
然天地有尽,人力有时,惟愿以有恒之心,行有恒之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孙承宗握着这篇策论,枯坐了很久。
窗外,高阳的雪还在下,一片一片,落得极轻,极慢。
他开始整理。
把信件按年份排好,把策论按篇目归拢,用细麻绳一册一册扎紧。
又取过一方旧砚,磨了墨,在每册封面上工工整整题了签:《中祖文德皇帝御笔》。
字很慢,很稳,像在完成一件极要紧的、此生最后的事。
一直整理到掌灯时分。
最后一册题罢,他放下笔,把二十一年来的文稿整整齐齐码在案头,伸手抚了抚,像抚过一个孩子的头顶。
然后他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大雪,慢慢闭上了眼睛。
呼吸越来越浅,越来越缓。
雪落无声。
长孙孙之沆端了热粥来,叩门不应,推门进去。
见祖父安坐在椅上,面前是一摞摞题好签的文稿,封面上墨迹犹新。
孙承宗面容平和,嘴角甚至带着一丝极淡的笑意。
像是终于写完了此生最后一份行批,去见那个交了一辈子课业的学生了。
绍启元年正月初五,朝廷还未开印,新帝朱慈烜的谕旨就送到了高阳:
“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前华盖殿大学士孙承宗,赐谥‘文正’,追赠上柱国。”
文正,文臣谥号之极,百年难得一人。新帝在谕旨里说:
“太师教朕皇考,如教朕。
朕虽未及受业于太师,然皇考每言及,未尝不肃然起敬。
今太师翩然从先帝于九京,师生重逢,或可稍慰。”
京师,东宁侯满桂自先帝驾崩后,就不大爱出门了。
左军都督府的差事,他照常当值,下了值便回家,坐在堂屋里,对着一个红木匣子发愣。
匣子里没什么金贵东西:几支牙刷,一盒牙粉,几封信。
先帝当年赏他时说过:
“文芳啊,你天天喝酒吃肉,又素来不爱吃青菜,口腔溃疡再不注意,老了要遭罪的。”
满桂一张黑脸,在皇帝面前笑得像个孩子,连声道:“臣省得,臣省得。”
其实回去就忘了,该喝喝,该吃吃,牙刷用过两回便丢在一边。
可皇帝记性比他好。
漠北演武那年,满桂在中军大帐猛灌了一口御赐果蔬汁,洪承畴以为他在喝酒,二人还争执了很久。
如今满桂的溃疡好了,皇帝也没了。
满桂坐在堂屋里,把那把秃了毛的牙刷翻来覆去地看。
他这一辈子,在战场上什么阵仗没见过,建奴的刀砍到骨头里都不皱一下眉。
可这会儿,这个打了大半辈子仗的老将,鼻子忽然一酸。
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砸在匣子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先帝,臣想你啊,王辅那家伙命好,旧伤复发,早早跟您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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