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内安静了很久。
阳光从西窗移到南窗,在地上画出一道缓慢移动的光带。
朱由校坐在御案后,手指在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停下来。
“元辅所言确是当下大明急需面对的矛盾。”
他抬起头,看着李邦华,“但朕以为阻碍依然巨大,元辅有多大把握推行?”
李邦华面露欣慰。
不是如释重负,而是那种自己的苦心被理解之后的释然。
他微微躬身,声音沉稳。
“有赖陛下圣明,其实过去的十年,您已经为清丈田亩解决了最大的麻烦——藩王。
陛下以专利专营之法替换各地藩王二百年来兼并的大量土地。
仅此一项,便为清丈立下了公平之基。
其次,陛下临御以来,励精图治,革新军制,平辽东、定漠南。
收复台湾、青海、关西,漠北归附。
南破海上倭寇、荷兰夷,护佑商民,北击罗刹,立瀚川、玄冥卫。
拓地数千里,永绝边患,定下太平之基。
十年来,朝廷开海贸、兴工商、立海关,废丁税、辽饷、内地马政,疏解民困且国库岁入充盈。
设农政院、医学院,足百姓粮仓,救民于水火,虽天灾不断,但赈济周全。
天下官绅、百姓无不诚心感念陛下圣德,此乃信用之基。
自天启元年始,陛下赋予内阁理政相权,明晰六部职权。
重风宪、行考成绩效,高薪养廉,重塑吏治。
臣不敢说大明官员无人贪腐,但至少行政时效胜过去十倍不止,此乃人和之基。
若无陛下十年打下的四项根基,臣万不敢行清丈之事。”
李邦华说完了,站在那里,目光平视皇帝。
他的胸口还在微微起伏,不是因为紧张,是因为刚才那番话说得太用力,气息还没完全平复。
朱由校听完却没有立即回应。
他的目光从李邦华脸上移开,落在殿外的阳光里。
槐花的甜香从窗外飘进来,和墨香混在一起,淡淡的。
他陷在椅背里,一只手搭在扶手上,另一只手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着。
他的表情没有自满,也没有激动,甚至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情绪”的东西。
他只是很平静地坐在那里,像一口深潭,表面无波。
大明的改革已经进入了真正的深水区。
李邦华所讲的其实不光是土地的问题。
也是大明朝以及整个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无法自发完成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社会制度矛盾。
如何和平地解决这个矛盾,要比造几样犀利的火炮、发明蒸汽机更难。
沉思之后,朱由校看着李邦华,开口了。
“元辅,还不够,你要清丈的第一个阻碍不在外,在内,不在地方,而在朝堂。”
他的手指从桌面上抬起来,在空中停了一下,又落下去。
“其一,礼法不明。
朕改制不过十年,如今的朝堂,首辅只是默认事实上的百官之首,并非礼法定制的百官之首。
这与大明立国之初的中书省不同。
六部不是内阁的下属,圣旨的封驳权在六科,风宪之责在都察院。
这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
即使朕信任内阁,内阁在推行政令之时依然需要同各部博弈。
清丈推行的顺利,皆大欢喜;推行不畅,六科可以指责内阁票拟不当。
内阁可以推脱:批准在朕,执行在六部。
导致无休止的争吵和推诿,清丈一事也就在这种推诿中慢慢被消磨。”
只有伪史论的傻逼才会宣扬文官集团是一个严密组织、上下同欲的“阴谋集团”这种简单叙事。
从六部到都察院,再到六科、地方官,几百上千个官员。
每个人的出身、籍贯、师门、派系、政治立场、个人理想都完全不同。
要让他们“齐心协力”有组织地去对抗皇帝、对抗内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一个河南籍的吏部侍郎和一个浙江籍的户科给事中,他们的共同利益可能远少于彼此间的矛盾。
所以六部、六科对某一项政令的反抗,动机是“制度性自保”,而非“政治谋反”。
六科给事中卡住首辅的票拟,他并不是在“反皇帝”或“反国家”。
他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制度职责:
封驳权是我的本职工作,如果我不封驳,出了问题我负责;
如果我封驳了,就算事后证明我错了,也没人能追究我。
真是有文官阴谋论,当年张居正还用那么麻烦吗?
他本身就是士绅阶级,和那些反对清丈的不应该是同盟吗?
还会有徽州丝绢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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