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案胥吏杖一百,流三千里。受贿吏员,革职查办。相关乡绅,补缴税款,罚银三倍!”
“邮政司江宁驿,驿丞克扣驿夫工钱,虚报伙食开支。驿丞,革职,抄没家产偿还原主,徒五年!”
“常州府武进县,延迟申报预算两旬,致使春耕农具补贴未能及时发放,误了农时。
知府,罚俸一年,吏部考功记过!”
一条条,一桩桩,时间、地点、人物、罪责、处罚,清晰无比。
证据大多来自那些他们先前看不起的、被认为“形同孤臣”的户部清吏司,以及厂卫的密查。
杨涟终于抬起头,目光如电,扫过全场,声音陡然提高:
“陛下曾言,新政如逆水行舟!今日本官也要说,这南京官场,已是沉疴积弊,非用猛药,不可救药!”
“自即日起,所有部门,所有官员,限期十日!
未申报预算者,立刻申报!驿站移交未完者,立刻移交!所有公务,必须依新法流程办理!”
“十日后,若再有拖延推诿、阳奉阴违之事。
本官不管你是几品大员,背后有谁撑腰,一律以此卷宗为例,严惩不贷!”
“都察院御史已分散各府县,锦衣卫、东厂亦将严密督查。诸位,好自为之!”
话音落下,满堂死寂。
只有窗外的雨声哗哗作响,像是在为一场彻底的清洗,奏响激昂的前奏。
南京右都御史徐兆魁感到一阵眩晕,他下意识地扶住椅背,手指冰凉。
他知道,杨涟这是最后的通牒,也是宣战。
然而就在杨涟下达最后通牒的三日后,江南民间却兴起了强烈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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