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创造呢,民间大搜底真是了不得。
大宋,赵官家们自认本朝在爱民方面要比前几朝好上许多,不说登闻鼓受理民事细案,也有与民同乐之美谈。皇太子即位,市民争入太子旧邸,拾取剩遗之物,谓之“扫阁”——听听,其他朝代能有这事儿?
农业,教育,孤老,他们都自觉做得不错,可唯有这“兵”字,啧。虽然现在他们都为防靖康耻整顿了军队制度,也在待遇上提了提,做不到岳家军那种程度也能夸个精神面貌甚佳,可与后世那种军民鱼水情比起来,又算不上什么了。
纪念碑下满是鲜花,烈士墓志不染尘埃,天幕中人敬礼时并非哀毁,只有敬意和怀恋。这般景象,如非亲眼所见,无人肯信。
面上的刺字被抹除了,可心中刺字仍未消除。“好男不当兵”的认知在大宋男儿的心中积攒数代,非一日之寒,能重编是待遇相诱,又有靖康之耻在顶上悬着,思想却不是官家们那点爱国教育就能改变的。
在这种情况下,苏轼作为后世认可的大文豪,得了天子钦定,同僚肯定,百姓认定,收拾行李被派去军中做起了思想指导。
苏子瞻赶路途中写了无数稿计划,不知该从让军人意识到自己是在保家卫国守护亲人落笔,还是从靖康耻论证到当下虎视眈眈的外敌,越写越担忧,越写越激愤。
于是他寄信于亲弟道:“思今与后世之系、今与敌之隙,兄乃悟:和平非恒常,而战争为定则也。”
他的笔端与多年前父亲伏案书写《六国论》时的毫尖重叠。
苏辙拆开信。今日割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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