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事变》也定在同月。我们两个老家伙,算是赶上这趟车。”
家三部曲的事,我没再提。
不是不想提,是知道提也没用。
但这几个月,我做了一件事。
把《家庙》的油印本,寄给了北电七八级的毕业生。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我没说让他们拍,只说留着。
哪天觉得自己该拍点什么的时候,拿出来翻翻。
有个学生回信说:谢老师,剧本里林国栋,在青砖上写粉笔字那场,我哭了。我爷爷一九六八年也在牛棚墙上,写过我的名字,用木炭写的,下雨冲没了。
我不知道这个学生,将来能不能当导演。
但我知道,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谢晋。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三份来自新加坡。
陈启明的公函,措辞比以往更郑重。
“赵先生:关于《故土之心》的调研申请,我国文化部已完成最终审批。李光耀先生将在七月下旬安排专门会晤,就‘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这一命题,与主创团队进行三小时闭门交流。”
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305章雨季(第2/2页)
我国国家档案馆,已完成一九四二至一九六五年期间所有华族、印度族、马来族互助史料的数字化整理。
这是新加坡建国以来,首次向境外制作单位,开放该层级档案。
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我们等的是一个,愿意把这些碎片,拼回原处的讲述者。
陈启明。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赵鑫把三份传真收进抽屉。
窗外雨停了,凤凰木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
威叔搭的遮雨棚还在,棚顶积了两寸深的水。
月光照上去,亮汪汪一片。
他想起一九七五年,游过深圳湾的那个夜晚。
海水也是亮的,但不是月光。
是边防探照灯,扫过来扫过去。
像把看不见的剪子,要把黑夜剪成碎片。
那时候他只有一个破背包、和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念头。
六年了。
那个念头,长成了什么样子?
不是谭咏麟的四白金唱片。
不是张国荣的《声音剧场》。
不是徐小凤的娘惹绸展。
不是邓丽君的南洋民谣采集档案。
甚至不是金像奖。
是谢晋信里那句话:“那场雨没冲干净的东西,现在在他心里。”
是陈启明公函里那句:“我们等的不是一个电影项目。”
是这个夜晚,这棵凤凰木,这片积在遮雨棚上、照见月亮的雨水。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六年做的所有事。
不是在造一艘船,是在编一张网。
船只能渡一个人过海。
网能接住所有落水的人。
敲门声。
周慧芳拿着一份刚整理好的报表进来。
“赵总,一九八一年上半年香港上映电影统计。”
她翻开第一页。
“一月到六月,共上映七十三部港产片。武侠功夫类三十一部,喜剧类二十三部,恐怖灵异类十二部,风月类四部。”
她停了一下,翻到第二页。
“涉及历史、人文、社会议题的,”
笔尖点在空白处。
“两部。”
“一部是许导的《槟城空屋》,七月三十号首映。”
“另一部呢?”
周慧芳把报表翻过来。
背面手写一行备注:
“《父子情》,方育平导演,凤凰影业出品。讲一个望子成龙的父亲和想拍电影的儿子。成本八十五万,排片只有三家戏院,上午场。”
赵鑫接过那张报表。
七十三比二。
三十六点五比一。
他看着那个数字,忽然笑了。
“周总监,你说这比例,要多少年才能变成十比一?”
周慧芳没回答。
“我不奢望五比一。”
赵鑫把报表放下,“哪怕二十年之后,香港一年拍一百部电影,有十部是这种‘不赚钱但该拍’的东西,我们就赢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赢不在我们在的时候。”
“赢在我不在的时候。”
七月三日,邓丽君从新加坡飞回香港。
她带回来十七卷开盘带,是过去三个月在南洋各地,采集的民谣母盘。
同机抵达的,还有一口樟木箱。
里面装着八位老人,托她转交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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