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地的武装守卫被解除,幸存的管理人员大多因涉及战争罪或反人类罪被逮捕并接受审判。
至于被关押的囚犯,大部分因逃避兵役或被指控有逃亡倾向而被关押的平民获得了释放。
与旧帝国战争罪行有直接关联的少数特殊囚犯,则被移交给新的战争罪行审判机构处理。
而营地本身也被拆除。
随之而来的是胜利者对帝国战争机器的清算。
许多曾手握重权,积极推行扩张政策的帝国高级将领被送上军事法庭,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极刑。
谢应危同样经历了审判。
他作为帝国最年轻的上校,自然在清算名单之上。
然而在调查过程中多条证据显示,他在战争中曾多次下令善待战俘,禁止虐杀行为。
在战争末期,面对溃败局势他选择放任士兵逃亡而非无谓牺牲。
这些行为在血腥的战争背景下显得尤为特殊,成为他关键的减罪证据。
最终,他免于一死,但必须接受战胜国的长期监管与审查。
他被勒令滞留于异国他乡,在一处指定的居所配合进行为期六年的调查与“思想再教育”。
这六年,是隔离,是观察,也是一种变相的囚禁。
直到六年后,审查机构确认他已无“现实威胁”,才终于批准他返回那片早已物是人非的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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