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伯恩城的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骨头冻裂。
魏昶君站在农会办公室的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天空。
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凝成一片雾,他用袖子擦掉继续看,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裹着破棉袄的农民,缩着脖子快步走过。
风吹得农会的旗帜猎猎作响。
一面红底、镰刀、麦穗的旗,在这座以工人命名的城市里,显得有些孤单!
“满囤!”魏昶君转过身:“今天去哪个厂?”
李满囤看了看日程表:“乌拉尔机械厂,三千工人,是帕克伯恩州最大的工厂。”
“走吧。”
魏昶君走出了农会的大门。
李满囤跟在后面,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包里装着农会的文件、民权中枢的章程,还有里长写给工人的那封信。
乌拉尔机械厂在城东,占地几百亩,红砖厂房一字排开,烟囱冒着黑烟,远远就能听到机器轰鸣的声音。
厂门口已经站了一排人,工厂经理,工会代表,启蒙会干部,他们听说里长要来,早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里长,欢迎您来乌拉尔机械厂视察。”经理是个五十来岁的俄人,叫彼得罗夫,弯腰鞠躬,态度恭敬。
魏昶君点点头,之后径直走进了厂区。
车间里很热,蒸汽机的热量和工人的汗水混在一起,空气中弥漫着铁锈和机油的气味。
工人们穿着油渍麻花的工作服,站在各自的机床前,眼睛盯着魏昶君,手上的活却没停。
魏昶君走到一个老工人面前,停下来。
“叫什么名字?”
“伊万。”老工人低着头,不敢看他。
“干多少年了?”
“三十年。”
“工资多少?”
老工人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够活。”
魏昶君看着他,没有继续问,他转过身,对彼得罗夫说:“把工会的代表叫来,我要开会。”
会议室在厂部的二楼,不大,坐十几个人就满了。
魏昶君坐在主位上,对面是工会的几个代表,旁边是工厂的经理和启蒙会的干部。
“我今天来,不是来视察的。”魏昶君开门见山:“我是来问你们一件事!工人的工资,为什么三个月没发了?”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
彼得罗夫的脸涨得通红,支支吾吾地说:“里长,最近市场不好,产品卖不出去,资金周转困难……”
“市场不好?”
魏昶君打断他,“你们厂的机器,一天都没停过,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里堆满了,可工人们的工资,三个月没发,你们知不知道,工人们怎么活的?”
彼得罗夫不说话了。
魏昶君转过头,看着那几个工会代表:“你们是工会的,工人的工资被拖欠了三个月,你们做了什么?”
工会代表们低着头,不敢说话。
“你们什么都没做。”
魏昶君的声音不大,可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你们怕得罪经理,怕得罪启蒙会,怕丢了饭碗,你们忘了工会是干什么的,工会是给工人撑腰的,不是给老板当摆设的。”
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会议结束后,魏昶君没有回农会,而是直接去了帕克伯恩城的农会总部。
“从今天起,农会要帮工人讨工资。”他对农会的骨干们说。
吴大柱愣了一下:“里长,农会是给农民办事的,帮工人讨工资,这……”
“工人和农民,都是红袍天下的子民。”
魏昶君打断他:“工人的工资被拖欠,跟农民的地租被盘剥,是一个道理,今天你帮工人,明天工人就会帮你,工农不团结,永远都是被人欺负的命。”
农会的骨干们面面相觑,然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帕克伯恩城农会的门口,贴出了一张告示:“凡被拖欠工资的工人,可到农会登记,农会协助工人与厂方谈判,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
告示贴出去第一天,没有人来,第二天,来了三个人。
第三天来了十几个人,一周后农会门口排起了长队。
工人们穿着工作服,戴着鸭舌帽,手里攥着工资本,站在那里表情复杂。
他们曾经反对农会,曾经骂过帕克伯恩,曾经举着标语从农会门前走过。
可现在,他们站在这里,等着农会帮他们讨工资。
吴大柱亲自接待他们一个一个地登记,哪个厂的?欠了几个月?欠了多少?记清楚了,然后去找厂方谈判。
乌拉尔机械厂是第一个,吴大柱带着几个农会骨干,直接去了彼得罗夫的办公室。
“三个月工资,三千二百个工人,每人平均四十卢布,总共十二万八千卢布,什么时候发?”
彼得罗夫支支吾吾:“资金周转困难……”
“那是你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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