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村时从村口过,婶子大娘们招呼她,她停下来说几句话,脸上的笑淡淡的,带着刚离婚女人该有的愁苦。
大家也摸不准,她这现在的日子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又去镇上添置东西了?”李大娘问道,心中好奇,这咋离了婚日子还过得这么滋润呢?
“嗯,给孩子扯了身布,天冷了,旧的实在没法穿了。”沈慈低头摸了摸车上的布料说道。
“哎呀,你这一个人操持,真是不容易。”王婶子叹气。
沈慈只是笑笑,不诉苦,也不多解释。
村里人同情她们一家三口,但也绝不会想看到她们忽然发达了,那时候就不是同情这回事了。
不知不觉,她也变成了深谙人心,人性的人。
日子过得苦,可怜,恰恰保护了她们,在外人看来,也是和刘四眼切割的更干脆的象征。
村里人看见她孤儿寡母艰难过活,对刘四眼的唾弃就更深一层。
在村里过着日子,来往于城里和村里,沈慈越来越深刻清晰的了解了这个时代。
村里的男人越来越少了,刘老根家的二小子,腊月里被征兵的抓走,说是去省城受训,走了三个月,没捎回过一封信。
刘满仓的大儿子去年秋天出门卖山货,至今没回来,有人说看见他在县城的炮楼里当差,穿着伪军的黄皮,端着枪对着自己人。
刘满仓听到这消息,把自己关屋里三天,出来时头发白了一半。
留下来的,大多都是老弱妇孺。
女人种地,老人看孩子,半大孩子放牛割草。
日子勉强过,但也只是勉强。
鬼子扫荡的频率比从前高了,以前个把月来一回,翻翻搜搜,抢几只鸡,抓几个可疑分子。
如今十天半月就来一趟,有时还过夜,村长家那间宽敞些的屋子,成了他们的临时歇脚点。
村里人能怎么办?他们难道不恨鬼子吗?当然是恨的。
可是他们手无寸铁,对上的是一群训练过的手里有真刀真枪的坏人,坏人们或许没有软肋,但村里人一大家子都住在这里啊。
沈慈知道,这还不是最难的时候。
1941年还没到,大旱,蝗灾,饥荒,都在后面排队等着,她一个人,是无法阻止这样的天灾人祸的。
她每次进城,看见街边越来越多的难民,看见那些拖着孩子,眼神空洞的妇人,手心就攥出冷汗。
快了,她要是再快些就好了。
她想加入组织,这个念头在心里转过很多回。
加入组织,就能名正言顺地帮忙,能接触到更多信息,能更直接地为打鬼子出力。
可她也清楚,加入组织意味着什么。
纪律,规矩,组织生活,汇报工作。
那她怎么解释自己弄到的粮食药品和布匹?她的身手,见识,胆量,该怎么说明呢?
既然如此,纠结片刻后,她想通了,那就先不加入。
只要在做打鬼子的事,加不加入,有什么要紧的?
有志之士千千万万,不论党派,不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一心一意为了救国救家的人,那就是自己人。
她这样想通了,做事反而更放的开手脚。
不再琢磨怎么表现积极,不再纠结陈先生对她是什么看法。
该捐粮捐粮,该救人救人,该买物资买物资,有系统给她兜底,有枪在包袱里,有马在院后,有决心在胸口。
这天晚上,孩子们早就睡了,夜里忽然有人敲门,敲的非常急促,不像平常那样轻轻的敲门。
声音又急,又害怕惊动什么,停一会敲一会的。
沈慈还没睡呢,在油灯下缝补春妮的旧棉袄,往里面塞新棉花,这样穿起来耐穿又暖和。
两个孩子睡在礼屋的炕上,呼吸绵长,早就睡熟了,肚子里饱饱的,身上也干净不刺挠,睡觉舒服多了。
她把针别在衣襟上,走到门边,压低声音问,“谁?”
“我。”
是陈先生的声音,带着急促的喘息。
沈慈拨开门闩。
陈先生背着一个人,站在夜色里。
背上那个人软塌塌的趴在他背上,耷拉着脑袋,看不清楚脸,陈先生呼吸声很粗重。
初春夜寒,他额头上却全是汗。
“快进来。”
沈慈闪身让开,没有多问一句,问不问都一样,谁要是想害她,先问过系统答不答应。
陈先生背着人跨进门槛,脚步踉跄不稳。
沈慈把门关上,插好门闩,警惕的看了看外面有没有人跟来。
转身时陈先生已经把背上的人小心放到炕沿边,不是里屋孩子睡的炕,是外屋那张白天当桌子,晚上当床的窄炕。
沈慈这几天有时候就睡这儿,褥子还铺着。
“伤得很重。”
陈先生直起腰,声音压得很低,“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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