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最后一丝天光消失了,书房里只剩下台灯暖黄的光晕。
江上游的肩膀慢慢垮下来,酒精让他的愤怒显得格外孩子气。
江邻看着江上游,恍惚间看到十八岁的自己,也是这样站在姐姐的遗体前,发誓要碾碎整个下城区。
姐姐的遗体躺在停尸台上,身上盖着块裹尸布。
江邻的手指在颤抖。
她生前从不讲究打扮,但永远干干净净,喜欢穿宽松的棉麻衣裤,袖口总是挽到小臂,方便做事。
可眼前的她,手臂上密密麻麻布满了针孔,青紫色的淤痕从手腕一直蔓延到手肘,被人用针筒反复扎烂。
她的脸上沾着污泥和雨水干涸后的痕迹,头发黏在额角,嘴角还残留着呕吐物的污渍。
死因鉴定书上写着“吸毒过量”,后面跟着一连串江邻看不懂的化学名词。
姐姐最讨厌毒品。
她总说那东西是下城区的瘟疫,是财阀用来麻痹穷人的工具。
她曾站在街头演讲:“我们要的是干净的空气,干净的水,干净的面包——不是这种让人变成行尸走肉的毒药!”
可她现在躺在那里,死因是“开天窗”,一种酷刑:
把过量的高纯度毒品一次性注射进静脉,让人的心脏在几秒钟内爆掉。
姐姐是被迫注射的,注射点不止一处,手臂、大腿、脖颈都有针孔。有人按着她,一管接一管地推,直到她不再挣扎。
她死在一个雨夜,倒在下城区一条污水横流的巷子里。
发现她的是个小女孩,在街头哭喊,说亲眼看见是“上城区穿黑衣服的人”干的。她说那些人把姐姐按在墙上,细节具体到说话时带着上城区特有的卷舌音。
很多人信了。因为姐姐常牵着她的手走,给她扎辫子,冬天把自己的围巾裹在她脖子上。这样一个孩子说的话,怎么会是假的?
消息野火一样烧遍下城区。
女孩成了证人,被下城区保护起来,在集会上一次次重复那个雨夜的亲眼所见。
后来战争爆发,再后来,就没人提起那女孩了。有人说她被送走了,有人说她病死了,也有人说她根本就是被教着说了那些话。
江邻派人找过她,没找到。就像很多战争里的证人一样,女孩消失在历史的夹缝里。
姐姐死亡的消息传回上城区时,下城区已经闹翻了天。
百万人的游行队伍举着姐姐的照片,喊着“上城区谋杀和平使者”“血债血偿”。
姐姐生前是下城区最有声望的改革家,她奔走多年,眼看就要促成那份《和平协议》——年末就要签字了。
她说这次不一样,这次真的有希望。
然后她死了。协议成了废纸。
江邻后来想明白了:下城区那些人根本不想签什么和平协议。
他们需要一场战争,需要仇恨,需要把姐姐这样的温和派清除掉。
姐姐太理想主义了,她真的相信两个世界可以和解。
可她忘了,仇恨比希望更容易煽动,战争比和平更有利可图。
她总是关心别人。
下城区的孩子有没有学上,老人有没有药吃,工人能不能拿到足额的工资。她忙得连回家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江邻已经记不清上次和姐姐好好说话是什么时候了。她总是在下城区,而他被留在上城区。
姐姐死后没几天,跨年夜战争爆发。
下城区说是上城区干的,上城区说是下城区内斗。两边都拿姐姐的死做文章,她的尸体成了最好的宣传材料。
姐姐生前总说,下城区的人只是需要一点希望。她说她愿意做那个点燃希望的人。
可她点燃的,是一场持续两年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筛子桥上堆满了尸体。和平协议早就没人提了。
江邻闭上眼,又睁开。
如今十八年过去,下城区依旧是块溃烂的疮疤,黏在光鲜亮丽的上城区裙摆上,撕不掉,甩不脱。
江邻推过去一杯温水,江上游没动,目光死死盯着自己手上的伤。
“你今年十七岁。再过两个月就成年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样跟人打架?用最低效的方式解决问题?”
“他该打!”江上游从牙缝里挤出字。
“所以呢?”江邻向后深深靠进高背椅,“打完架,问题解决了?明天学校里不会有人继续传这些话?还是说你打算把每一个嚼舌根的人都揍一遍?把圣格伦变成你的私人角斗场?”
江上游的呼吸粗重起来:“那我该怎么办?听着他们胡说八道?当聋子?”
江邻轻轻摇头,语气奇异地缓和下来,循循善诱:“上游,你和林木生认识多久了?”
江上游愣了一下,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带偏了思路:“……快十年了。”
“十年。”江邻重复了一遍,咀嚼这个数字的分量,“他是你重要的朋友,就像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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