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严世铎在燕京的几个住址。”他说,“一个是部里安排的房子,在东城区;一个是他自己家的房子,在西城区,他妻子就在这;还有一个,在朝阳区,登记在他一个远房亲戚名下,但实际归属人应该也是他。”
这几个地址都是沈莫北费了心思搞来的,尤其是朝阳区的房子,是他亲自盯梢发现的。
王刚拿起那张纸,看了一眼,折叠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你的意思是,让我盯严世铎的私生活?”
“不是盯他的私生活,是盯他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沈莫北纠正道,“如果他跟孙桂兰之间真的有那种关系,那他不可能只在周日下午去那条巷子里见她,他一定会在别的时间、别的地点跟她见面——更隐蔽的时间,更隐蔽的地点。”
王刚明白了。
“您是让我找到他们见面的规律。”
“对。”沈莫北点了点头,“找到规律,找到证据,然后——我们就有了一张牌,一张严世铎不敢轻易翻脸的牌。”
王刚从沈莫北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他站在办公楼的台阶上,点了一支烟,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暗红色的晚霞,心里沉甸甸的,像揣了一块铅。
监视孙桂兰是一回事,监视一个公安部的副局长是另一回事,前者是工作,后者是玩火。可他没得选,沈莫北也没得选——严世铎的棋已经下到了轧钢厂,下到了他们的老地盘上,如果不反击,就只能看着他一步一步地把整个燕京市的保卫系统攥在手心里。
这会严重影响到沈莫北的布局。
为了方便得到证据,沈莫北还把去年谢老送他的那个相机借给了王刚,并教他怎么使用,这玩意可是高级货,但为了快点找出严世铎的破绽,沈莫北也是倾尽全力了。
从那天开始,王刚开始了两条线的蹲守。
白天,他依然是处干科的科长,处理文件、开会、下基层调研,一切如常。可一到傍晚,他就变成了一只潜伏在暗处的猫,无声无息地贴在燕京城的褶皱里。
孙桂兰那条线相对简单。
她的生活像一张被反复折叠的纸,折痕清晰,毫无意外——上班、下班、回家,偶尔去趟菜市场,偶尔在胡同口的杂货铺买包盐,她不跟人来往,没有访客,没有电话,像一个被遗忘在抽屉深处的旧信封,上面落满了灰,没人记得里面装着什么。
王刚跟了她十几天,笔记本上记的全是“无异常”,他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判断——也许严世铎周日下午去那条巷子真的只是巧合?也许孙桂兰真的只是一个孤僻的老姑娘,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可他不信。
当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方向,唯独那一小片拼图怎么都嵌不进去的时候,不是拼图错了,是你还没找到它该在的位置。
五月的最后一周,王刚把重点转到了严世铎身上。
严世铎的作息比孙桂兰复杂得多,周一至周五住部里分配的宿舍——东城区交道口附近一栋灰色的五层楼里,三单元四楼。王刚摸清了那栋楼的布局:前后两个出入口,前门对着大街,后门通着一个死胡同,平时很少有人走,严世铎每天早出晚归,早上七点十分左右出门,晚上经常过了十点才回来。偶尔有车接送,偶尔自己骑一辆半新不旧的飞鸽自行车。
周末严世铎一般回西城的家,在辟才胡同附近,一进独立的小四合院,他妻子姓孟,在纺织厂工作,四十出头,看上去是个本分的家庭妇女,有个儿子在念中学,周末回家,严世铎周末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偶尔出门会客,也多是白天,晚上很少出去。
至于朝阳区那套登记在远房亲戚名下的房子,王刚蹲守了半个多月,始终没有发现严世铎去过。
那是一栋临街的居民楼,三层,红砖外墙,楼下有一排小店铺——一家早点铺、一家理发店、一家废品收购站。王刚以各种身份去过那条街:早晨坐在早点铺里吃油条豆浆,中午假装路过在废品站门口站一会儿,傍晚在理发店隔壁的烟摊上买包烟。楼里的住户进进出出,他暗暗记住了几张常出现的面孔,没有一张是严世铎的。
他开始有些焦躁了。
沈莫北给他的时间不会太多,严世铎在轧钢厂的布局正在加速,方为忠已经在保卫处站住了脚,顾长河还在不断地往保卫系统里塞人。
每过一天,他们的网就被撕开一道口子,而他的这张“牌”却迟迟抓不到手里。
六月的第一周,事情出现了转机。
那天是周三,傍晚六点多,王刚照例在严世铎的宿舍楼对面蹲守,他选的点位是马路对面一栋居民楼的楼道,三楼的窗口正好能看见严世铎那栋楼的前后两个出口。这个位置他踩了三次才确定,视野好,隐蔽性强,进出的居民也不会对一个站在楼道里抽烟的人起疑。
六点四十分,严世铎从楼里出来了。
王刚看了一眼手表,比平时早了将近三个小时。
严世铎没有骑自行车,也没有等车来接,而是步行出了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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