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跟您打听个人。”
“说。”
“刘永强,五十来岁,以前在燕京当过工人,五八年回来的,您有印象吗?”
老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在王刚脸上停留了几秒,然后慢慢地把别在耳朵上的烟取下来,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口白烟。
“你找他做什么?”
王刚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这个人知道刘永强。
“我是他老战友的朋友,从燕京来的,受人之托来看看他。”
老汉又吸了一口烟,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刚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然后,老汉把烟掐灭在鞋底上,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你跟我来。”
老汉赶着羊群,沿着河滩往南走。王刚跟在后面,穿过一片杨树林,又翻过一道土坡,眼前出现了一片低洼地,洼地里稀稀拉拉地有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像是被人遗忘在角落里的几块积木。
老汉在最边上的一间房子前停下来,用鞭子指了指那扇歪斜的木门。
“他就住那儿。”
王刚走过去,站在门前,犹豫了一下,抬手敲了敲门。
没有人应。
他又敲了几下,门缝里传来一阵咳嗽声,又过了好一会儿,门才“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
门缝里露出一张脸。
那是一张被岁月和苦难雕刻过的脸,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皮肤粗糙得像老树皮,头发灰白,乱蓬蓬地顶在头上。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让王刚一下子认出了这个人。
那是军人的眼睛。
浑浊、疲惫,但深处还藏着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一块被埋在灰烬里的炭,没有了火焰,但余温未散。
“你找谁?”声音沙哑,带着浓重的保定口音。
“请问,您是刘永强同志吗?”
那张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警惕,一种被冒犯了的警觉,他往后退了半步,准备把门关上。
王刚连忙说:“我是赵铁军的朋友。”
关门的动作停住了。
门缝里那双眼睛盯着王刚看了好几秒,像是在辨认什么,又像是在回忆什么。然后,门慢慢地打开了。
“进来吧。”
屋子很小,只有一间,土墙土地,窗户糊着报纸,光线昏暗。靠墙是一张用木板搭起来的床,床上铺着看不出颜色的褥子,叠着一床薄被子。床边是一张三条腿的桌子,第四条腿用砖头垫着,桌上放着一只搪瓷碗和一双筷子。墙角堆着几捆柴火,旁边是一口铁锅。
刘永强拉过一把椅子——其实就是几块木板钉在一起的东西——示意王刚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腰板挺得笔直。
这个坐姿,是军人的坐姿。
王刚在他对面坐下来,把帆布包放在脚边,打量了一下屋子,没有急着说话。
刘永强也没有说话,就那么直直地坐着,目光落在王刚身上,像在等他开口。
沉默了大概半分钟,王刚开口了。
“老刘,我从燕京来,老赵让我给您带个话——他想见您。”
刘永强的眼皮跳了一下。
“老赵……”他低声念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里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很久没有念过这个名字了,念出来的时候带着一种生涩和艰涩,“他还好?”
“还好,就是老了很多,头发白了大半,腰也弯了。”
刘永强没有说话,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糙、干裂,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指关节粗大变形,一看就是常年干重活留下的痕迹,这双手,跟王刚想象中的保卫科副科长的手完全不一样。
“老刘,您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刘永强没有回答,抬起头看了王刚一眼,那目光里有审视,有掂量,还有一种说不清的疲惫。
王刚在刘永强那间昏暗的土坯房里坐了很久。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刘永强坐在床沿上,腰板挺得笔直,两只手搁在膝盖上,目光落在对面斑驳的土墙上,像在看什么,又像什么都没看。
王刚坐在那把三条腿的椅子上,屁股不敢乱动,怕一不留神连人带椅子翻了。
屋外的阳光从糊着报纸的窗户缝隙里挤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光线。光线里有灰尘在飞舞,慢悠悠的,像是在水里游动的小虫子。
远处河滩上传来羊群的叫声,咩咩的,混着风吹杨树叶子的沙沙声,倒有几分世外的安静。
“老刘,”王刚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在这间小屋子里显得很清晰,“我知道您心里有顾虑,您跟我非亲非故,我冷不丁地找上门来,说是老赵的朋友,换谁都得掂量掂量。”
刘永强没有接话,但眼珠子动了一下,从墙上移到了王刚脸上。
“我跟老赵在轧钢厂共事多年,他是看着我过来的。”王刚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那个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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