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眶发红。
回到窑洞,他把那身脏衣裳脱了,又从铺底下拿出那件灰色衬衫穿上。衬衫上已经有了汗味儿,没办法,上午那一趟货已经把衣裳汗透了。他把领口抻了抻,又把裤子拍了拍灰,拿湿布把鞋面上的土擦干净。
然后把炕上的铺盖卷了卷,把窑洞里属于自己的那点东西归置了一下——一个搪瓷缸子,缸子底磕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
一把木梳,齿断了几根;一封大儿子的信,纸已经揉得起了毛,叠得四四方方,压在枕头底下。
他在炕沿上坐了一会儿,把那封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信是大儿子年初寄来的,字迹工整,但纸皱巴巴的,看得出是写了又揉、揉了又写的。信上说母亲的病又重了些,咳得厉害,夜里睡不好觉,去医院看了,大夫说是慢性支气管炎加上心脏也不好,开了一些药,但药贵,不敢多吃。信的最后写了一句:“爸,我们都好,您保重自己。”
乔伯年把这几个字看了很多遍。“我们都好”——他们不好,他知道。老伴身体垮了,大儿子在工厂里夹着尾巴做人,二女儿当了几年临时工转不了正,都顶着“走资派的子女”这个帽子,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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