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怎样的反应呢?”克里斯蒂娜问道。
气氛有所缓和,因为双方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部长希望能确定威斯克的行踪,然后再来一次猎杀。”
“凭你们?”克里斯蒂娜扬起眉毛。
“我的格斗能力还不错,托了‘G’病毒的福,它赋予的力量、速度和恢复能力,提供了相当不错的抗打击呢能力。”
“是吗?你真不会以为还能像上次那样吧。”
“呃……为什么不行呢?”
雪莉看到克里斯蒂娜的态度十分吃惊,但还是说道:
“难道不能从你这里得到支持?
你可是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里负责策划和实施作战的副参谋长,蒂娜,动用一点参谋长的特权,把阿尔伯特·威斯克加入猎杀名单。
然后,BSAA情报部方面发来协助请求,这不就能达成合作了?”
“能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克里斯蒂娜有些头痛,JSOC在作战方面就是个执行者的角色,打击对象由上一级特种作战司令部及情报单位选定。
她只能在策划阶段挑选人员梯队时,在规则范围内进行调整。
而且,像这类行动并不是确定目标位置、出动军机轰炸或派遣精锐分队捅一下就完事儿了。
屁股决定立场,她所处的位置要求她必须以符合身份的立场进行思考。
以2012至2013年在阿富汗展开的“干草机”行动为例,每一次行动任务都是一个“打击循环”。
精确打击离不开精确的情报——这点雪莉以及她身后的BSAA情报部就无法保证。
每一个“打击循环”都建立在精确的情报之上,而美军是如何做到的?美军情报部门在阿富汗苦心经营多年,在当地发展了大量线人,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报网路。
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等情报机构也无一不将搜索目标对准阿富汗,逐步建立并更新恐怖头目名单,努力寻找藏身之地。
在此基础上,“打击循环”首先通过持续的“发展行动”寻找打击目标,掌握目标位置后,便实施“当地行动”找到目标并使用火力摧毁。
但行动不意味着告一段落,“打击循环”的关键节点到了。
摧毁一个目标后,情报梯队紧随其后,迅速抵达现场。
他们立即进入目标现场进行搜查,从恐怖分子的藏身处寻找相机、护照、电脑、手机、重要文件等物品,以此为线索来寻找其他恐怖分子,确定其位置。
这被称为“残留情报。”
残余情报分析完毕,确定下一个目标的具体方位后,便第一时间再次出击,摧毁下一个目标。
之后,再派遣情报梯队到现场搜集新的“残留情报”,将“打击循环”继续进行下去,直到无法获取更多的目标信息,或“打击循环”不得不因时间过长、人员疲惫、的等其他因素而暂停。
直到轮换的作战梯队抵达,新的“打击循环”才会重新启动。
根据克里斯蒂娜担任副参谋长的两个月时间来看,她发现不是每次行动都会动用火力。
事实上,出现交火的行动在所有作战行动中只占相当小一部分,这不仅反映出反恐行动的不容易,也表明了情报的可靠性不足。
根据文件记录,当时的3-10特遣部队在2011年9月16日至2012年9月16日期间,总共执行了2028次任务,其中1909次任务都扑了空。
这意味着由91.7%的任务没有发射弹药,其中发射弹药的只有173次,仅有8.3%。
掌握精确的情报是猎杀恐怖分子的必要条件,如果无法提供准确的情报,那么很难说动USSOCOM的将军们,更难从总统手里拿到许可。
回顾以前的案例,雪莉应该知道,军方与BSAA的合作案例中,只有极少次数的情报被证明有误。
在执行猎杀任务的功能团队中,执行人员不过是最后一个环节,真正重要的是情报人员。
他们分别对来源各异的情报作出专业的分析与解读;
除了跟随特遣队指挥部行动的情报人员外,联合作战司令部的阿尔法营和佐治亚戈登堡网络行动中心的网络与军事情报专家也会提供相应的支持。
搜捕恐怖分子的基础,主要包括:人力情报、图像情报、信号情报、基于活动的情报、社交网络分析、战场情报准备以及打击后的残留情报等。
铃木洋子主要负责的内容就是信号情报和社交网络情报的搜集和分析,过去随队外驻时,她还做过打击后的残留情报获取和解析。
社交网络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升。因为社交网络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兴起,其情报价值早就被情报机构发现加以挖掘。
“社交网络分析”早已成为NSA的业务范畴,也就是洋子主管的数据收集处所擅长的领域。
他们利用各种分析手段,可以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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