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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老百姓乐此不疲的对清官歌颂和膜拜,使之成为了一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包拯、海瑞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从宋元时期开始清官文学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老百姓为“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
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铁面无sī、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欺压的境地,孤立无援,他们迫切希望有人能为其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地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意yín。
老百姓对清官感念于心,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能够为民做主,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xiǎo民施以援手。在普通人心中,他们是完人,是圣人,是神的化身。他们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点。
然而,翻阅古代社会jīng英留下的笔墨,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有趣现象——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是与普通百姓大相径庭。自清官崇拜产生之日起,士大夫阶层中就一直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认为“赃官墨吏固不好,清官则也未必佳”。当然,这种不同声音常常被淹没在亿兆黎民歌功颂德的口水之中。痛恨贪官污吏,作为其对立面的清官自然应该受到欢迎。这在任何时代都会是社会的主流,因此对清官的批评,似乎从一开口就有一种道德上的底气不足。但世间的事物都有两面,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非主流声音也是“有足多者”。
《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xiǎo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xiǎo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书中塑造了yù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同时刚愎自用、滥施重刑、草菅人命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出了许多冤假错案。
清官的máo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所作所为都是问心无愧的,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xiǎo的方面说——例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于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这种所谓的清官可以说就是一个保守固执不知道变通的腐儒。
而大秦国礼部尚书翁书平就是一个清官,而且还是一个大大有名的清官,当然他的名气不完全是自己挣来的。实际上这位翁尚书的老父亲比他本人的名气要大得多。
翁存心,字二铭,江苏常熟人,天眷九年的状元,李mén四杰之首。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隆兴年间入内阁,加太子少傅,并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秦僖宗死后,在靖国之luàn中,为造反的吴王俘获,乃痛斥吴王慷慨就义,时年五十二岁。肃宗即位后,赐谥号文忠,并追封一等忠毅伯,世袭罔替。
其时同僚作文回忆常曰:存心xìng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sè悦人,平居无sī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翁存心积累下的巨大声望自然给翁书平在仕途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二十二岁那年这位翁氏家族的掌mén人轻轻松松的完成连中三元的伟业,顺顺利利的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了翰林修撰。而接下来这位少年才俊更是要风得风要水得水,短短几年便登上大秦帝国的最高权力核心。不然怎么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呢!
不过人生太过顺利也不是好事,至少对于一个搞政治的人来说,这有百害而无一利。翁尚书就是因为太过顺利,让他自以为是的认为——我清廉无暇自然代表了天下公理,反对我的就是些jiān臣佞臣。就像前面说清官的那些特点那样,他就是一个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人。如果不是翁氏家族在士林的声望太高,这位自作聪明的翁尚书早就给政敌整死了。
说起翁书平的政敌也倒有趣,这位翁尚书最大的政敌就是当年与他父亲一样同为“李mén四杰”的左唯湘和章鸿雁。当时的“李mén四杰”按照拜师先后顺序分别是大师兄翁存心,老二左唯湘,老三章鸿雁,老四王唯国,这四个人里出了一个状元(翁存心)、一个榜眼(章鸿雁)、一个探huā(王唯国),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三个头甲名额都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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