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风之后 大国 民国军史辩讹之九(第1页/共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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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尚志受处分没那么冤枉

    赵尚志曾因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一直到其牺牲四十多年后才恢复党籍。也就是从赵恢复党籍后的八十年代起，有关赵尚志的传记和影视文学等便热了起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对抗日英雄应有的褒奖，但其中又出现了无限拨高甚至随意杜撰的现象。

    赵被开除出党，文献记载的，共有三次。第一次是1933年初，由满州省委将其开除出党。1935年又撤销了这次决定，赵的党籍得以恢复。后两次其实可看作一次。1941年1月，赵被北满省委永远开除出党。后因周保中、冯仲云向省委写信，建议将决定中的永远二字取消，省委采纳了二人的建议。但这年年底，仍然是周保中，却又一次写信给省委，撤销了年初关于取消永远二字的建议，省委于1942年初再次开会，又一次永远开除了赵的党籍。直到1982年，才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恢复了赵的党籍。

    现在网络上或地滩上乃至影视文学甚至正规出版的传记中，多数都说赵先后两次（我将后两次看成是一次）被开除出党都是因为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受到的不公正处理，笔者对此绝难认同。

    赵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不是因制抵上级左的错误，而恰恰是赵犯有左的错误。

    先说第一次，1932年，**历史上关于北方的革命斗争有一个错误的会议，史称“北方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与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极不协调的极左的错误路线。满州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指导方针，指示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赵尚志任政治部主任。这之后，“我们……与官兵关系逐渐疏远，他们都不愿接受我们的口号和行动方法，这主要因为当时群众只知抗日，不知‘苏维埃红军’是什么。就是说，群众的迫切要求和我们所提口号不同之故，因而我们同志再不能照旧在该部队里继续工作了……我们诚恳承认：这种分裂并不是群众与我们分裂，而是我们固守北方会议路线的口号所造成的分裂和失败，分裂和失败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但是在当时所有一切缺点中，‘左’倾政治口号，是为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北方会议的左倾路线，因为赵尚志同志的个人错误及其他人的错误，导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

    这是写于四十年代初的对此事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是切合实际的。在当时没有编制政委的情况下，政治部主任实际上就是该部队党的总代表，党的各级会议精神，也就是通过政治部主任向下贯彻执行的。赵作为政治部主任，对于推行北方会议在该部的执行，也就理所当然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在四十年代总结的巴彦游击队失败教训中，在将主要责任认定为北方会议的同时，也说到了赵尚志本人的错误，这并不冤枉。可现在的许多作品，却都倒打一耙，说赵是因为制抵北方会议的左倾错误路线而受到了处理，这就满拧了，整整拧了一百八十度了。

    试想，在当时分散游击交通通信极不便利的情况下，如果赵真的想制抵北方会议的精神，他是完全能够以实际行动在该部队中进行制抵而不予理睬的。实际上，从后来赵对上级党特别是对后面将要说到的《六三指示信》的制抵情况看，他也具备这么作的性格。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巴彦游击队忠实地执行了北方会议的决定，从而导致了失败。说赵制抵了北方会议，从哪可以看出来呢？

    第二次开除赵的党籍，加上了永远二字，表明此次赵的错误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归纳起来，赵所犯错误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拒不执行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六三指示信》，而一直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行动路线。

    《六三指示信》是1935年6月3日由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东北党的指示，以书信的形式传到东北。指示信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即实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不分党派、阶级、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该信传达到东北各特委和县委之后，南满的杨靖宇、魏拯民是认真执行了的，吉东的周保中是认真执行了的，北满的李兆麟也是想认真执行的。在抗联主要领导人中，只有赵尚志对此指示信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违反上级指示成立北满省委的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上，由赵尚志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六三指示信》提出一系列的指责，把指示信中所说的保存实力曲解为不要我们打日本；把准备将来的更大战争和更大的事变，曲解为等待大事变；还说指示信叫我们把枪插起来等等。除此之外，在谈到如何对待日本人的归大屯、如何对待保甲制度、如何对待伪军、如何对待一般反日山林队等等，也都提出了与指示信内容完全相反的极左的意见。按说，一个党员，向组织坦诚提出个人的意见本是正常的，但赵不仅提出了否定的看法，在被省委否决并形成贯彻决议后，仍拒不执行，并以枪指挥党的反原则严令北满省委不许下发此信及省委的贯彻决议。所以在当时东北的四个省委中，也就只有北满省委因赵的威胁与阻挠没能够认真执行。

    1938年，北满省委开会批评左倾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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