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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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功劳
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军自湖南北出,攻克汉阳。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建立地方团练,称为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为主,薪俸为一般绿营的三倍左右,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咸丰四年(1854年),总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会集湘潭,誓师出征。初战在岳州、靖港败于太平军,接连吃败战,曾国藩几跳水自尽,在上书时,只能以「屡败屡战」自嘲。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武昌,太平军势力退出湖南。咸丰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气势很盛;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荃包围安庆,以「扎硬寨,打死仗」闻名。同治三年(1864年),湘军攻破天京(南京)。
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李圭:《思痛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湘军将帅之廉勇,军纪之严格,是其勇猛善战的重要原因,亦使湘军威震天下。由此,战乱各省纷纷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风,故有“天下无湘不成军”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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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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