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一直戴在头上却是不争的事实。
张瑞图墓在青阳下行村东北,俗称探花墓。1956年迁青阳西南塔仔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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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成就
张瑞图是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年轻时即以擅书名世。时人将邢侗、张瑞图、米万钟、董其昌并称为晚明“善书四大家”。
日本书坛亦极力推崇。从江户时代起倭人就因黄蘖的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时带去张瑞图的书迹而熟知其人,对日本书坛影响甚大,张瑞图被称为“水星”。日人称其书法“气脉一贯,独自风格”。
《明史·卷288·列传186·文苑4·董其昌》:“同时以善书名者,临邑邢侗、顺天米万钟、晋江张瑞图,时人谓邢、张、米、董,又曰‘南董北米’。然三人者,不逮其昌远甚。”
清·秦祖永《桐阴论画》:“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
钟指三国·魏·钟繇,王指东晋二王。钟、王所创立的书风,历经唐、宋、元的持续发展,已形成源远流长的帖学传统,并据书坛主流,其审美特征表现为崇尚阴柔之美。
由元代赵孟頫树立的妍媚柔婉书风,将钟、王帖学传统推向高峰,对明代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追求外在形态的“姿媚”蔚成风气。于是,明初出现了三宋、二沉等人端整婉丽的“台阁体”,明中形成了端庄典雅的“文派”书风。
近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综述明代书法曰:
“帖学大行,故明人类能行草,虽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简牍之美,几越唐、宋。惟妍媚之极,易粘俗笔。可与入时,未可与议古。
次则小楷亦劣能自振,然馆阁之体,以庸为工,亦但宜簪笔干禄耳。
至若篆隶八分,非问津於碑,莫由得笔,明遂无一能名家者。
又其帖学,大抵亦不能出赵吴兴范围,故所成就终卑。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晚明四家”中的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当属马宗霍所云的“偶有三数杰出者,思自奋轶,亦末敢绝尘而奔也。”
邢侗精研东晋二王,临摹几可乱真,自谓“拙书唯临晋一种”;米万钟擅行草,作为米芾后裔,谨守家法,在米字体格中唯增圆润。两人虽不学赵孟頫之体,却未离二王樊篱。
董其昌公开向赵孟頫宣战,力纠赵书之妍媚熟甜。董其昌以“复古”为借口,法唐而入晋,坚持一种貌似传统的立场。实际上,董其昌倡导的“淡意”,在晚明还是具有极大审美转换意义的。他把严肃的创造过程,置换为一种适意潇洒的自娱过程,提倡“物我合一”、“主客交融”,不追求技巧的展现和形式的面面俱到。他以“熟后得生”的途径,求流润中的“生拙”之味,以“率意”的笔法,在放逸中现“自然天真”之趣,其风格与赵书相比,更多生拙、放逸、简淡、萧散之韵,然体貌仍不离圆、秀,尤其在弘扬帖学、重振钟、王风神、讲求姿态方面,与赵孟頫是一致的,只是另立了一种形态。
只有张瑞图,重学养、弃旧学,勇于创新。其《果亭墨翰·卷1》小楷“书评诗评”中写道:“晋人楷法平淡玄远,妙处却不在书,非学所可至也……坡公(苏东坡)有言:‘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假我数年,撇弃旧学,从不学处求之,或少有近焉耳。”
张瑞图虽与邢侗、米万钟、董其昌并称“晚明四家”,然他的书风与邢、米、董三家迥然有别,而与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傅山诸人创立的奇倔狂逸风貌颇为相似,共同在钟、王之外另辟蹊径。虽然在书品和成就影响方面,不能说张瑞图超过三家尤其是董其昌,但却独创一格,属于“绝尘而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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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特点
张瑞图的书法确不同于柔媚时尚,而别具“奇逸”之态。他擅长的楷、行、草书,笔法硬峭纵放,结体拙野狂怪,布局犬齿交错,气势纵横凌厉,构成强烈的力感、动荡的气势,确属奇而逸,时人赞为“奇恣如生龙动蛇,无点尘气”。
张瑞图的书学渊源,前人略有论述。
张瑞图也从帖学入手,只不过崇尚的是“狂草”派书风和讲求厚重力度的“苏体”笔法。
清·梁巘《评书帖》曰:“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王铎)、张(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行草这个书体的高度成熟而蔚为大宗,是以王羲之《兰亭序》出世为标志的,其用锋变化之丰富、微妙,早已成为经典。自他之后,除陈、隋·智永《真书千字文》略守祖法外,只有唐·孙过庭的《书谱》和宋·米芾的不少书作,仍然强调了这个重要的技法。
综观隋、唐、宋、元、明、清的历代行草大家,固然在用锋上各有特色,却均有简练(或称简化)这个技法的趋向,而把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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