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复兴 第一部：起点 第一卷 第七章：长安之行（上）02(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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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承认是儒学自身出了毛病，以明经为基本特征的经学化儒学除了为儒生们提供食禄之资外，似乎无助于纯洁道德和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安史之乱之后的儒学思想家，几乎无不关注科举考试的改革以及纯洁士风等问题，都在做重建儒学道德体系的努力和尝试。若那时做出变革，定能有成。比如在科举之类上稍做变动，自然能够纠正之。《新宋》所述“罢诗赋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则天下士子便将诗赋作为旁门左道，就是这个道理，毕竟人都是趋利的。

    好在不是回到宋代以后，李复竟有些笑意，毕竟唐代儒学还不是那么坚不可破。自汉代儒学重在明经，魏晋儒学重在义理，南北朝诸儒所倡导逐字逐句注释经典的“义疏之学”，唐代儒学则加以继承。虽说唐统治者对儒学是尊重和提倡的，然而由于儒释道三教冲突与斗争，在唐朝建国之初，原则上定立的是以儒释道三教并举作为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国策。

    如果回到宋代以后，在思想的改造上可不仅是“艰难”可形容了。宋代理学的兴起加上后来明清的八股取士使儒学陷入了教条主义，以至于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发展。有宋以后，再想动摇儒家的思想那恐怕是万万不能了，尤其是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便再无人敢轻提“变法”这二字了。有宋一代，常有矫枉过正的举动，见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悲剧，就实行“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军制，造成了军力的低下。

    思想的变革就如此决定，李复翻着手中的《史通》，想不到如此复杂的问题，竟从此书迎刃而解了。先印《史通》，再加以评说，然后编制现代科学新书，一步步来改变人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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