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短暂的安稳之后,又要再次踏上征程了。
黑夜里,一辆军用卡车飞驰在茫茫旷野上,上面载满了人,足有五六十人,这些人全副武装,不过装扮却杂七杂八。路途遥远,方向辉和陈斌轮流开车,直奔北边。
这是一条事先设计好的线路,先得去北部的浑善达克沙漠,在那里的荒芜地带弃车,再沿着沙漠边缘机动迂回折向东南方向,然后一个强行军,直奔目的地。
只有这样,才能迷惑敌人,也相对安全。否则,若原路直接返回,这么多人根本无法隐藏行踪。
由于前锋军曾和伪军发生过战斗,现在伪军正到处搜寻前锋军,他们这些人稍不留神,便会遭到伪军的围攻。
方向辉就是再会指挥,这五六十人的队伍也架不住敌人的围攻。他们随身携带的水和干粮有限,一旦发生战斗,敌人只要围困住他们,用不了两日队伍就会不打自溃,失去战斗力。
所以,这次必须舍近求远,来个绕道而行。
从绥远出发时,曹得禄给了方向辉一个惊喜,又是给人又是枪,还送了一辆卡车。这辆卡车是之前从伪军手里缴获而来,可以给队伍起到很大的作用,就是毛病实在太多了,估计用不了多少时日就会报废。
方向辉不在乎车能用几日,只要能到达沙漠就完成了一半目的。
车上的这些人并不是晋绥军,而是地地道道的东北军士兵。蒋介石将东北军全部调到陕西后,官兵们普遍不愿意与红军作战,更有甚者,一些下级基层下级军官感到心灰意冷,干脆悄悄脱离了部队。
从开始的一个、两个,到后来的十个、几十个,逐渐引发了小小的连锁效应。士兵们接二连三离开,途径山西准备返回东北。蒋介石知道后,命令阎锡山截杀这些逃兵,好在傅作义为人心善。
他的部队前前后后一共抓住近一百来人,待问明原因,放走了一部分坚决要回东北老家的伤残者,剩下的则留为己用。
士兵们一听要和日军作战,顿时都来了精神,这些士兵恨透了侵略者,要不是日本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他们也不会背井离乡,到处漂泊。
事情往往就这么凑巧,被截留的东北军逃兵里面,就有曾经在热河给前锋军暗中运送物资的魏焯一和廖新杰。
两个东北军下级军官,一个是张廷枢一一二师的人,一个是黄显声骑兵二师的人。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竟然会在绥远见到方向辉,一听晋绥军打算让他们跟随方向辉离开,顿时都高兴的跳了起来。
场面甚是欢欣鼓舞,就像会师了一样。方向辉大声的问士兵们,前锋军的条件相当艰苦,如果有不愿意的可以继续留在晋绥军。没想到,所有的东北军士兵都齐声回答,愿意跟着他打鬼子,让送行的晋绥军官兵连连鼓掌。
赵承绥给的东西不少,对方向辉的要求尽量满足,尤其在装备方面更是如此,长枪,短枪统统都给,还有二十多支伯格曼和晋造汤普森冲锋枪以及大量弹药。一时间,这支五六十人小股部队的火力水平,都远远超出了正规军的一个营。
曹得禄也终于明白赵承绥为什么不把方向辉强行留下来。这段时间以来,日本人不断派人来绥远劝说、诱降,企图再来一个“自治”,在绥远建立一个受日方控制的傀儡机构。
实际上,日军早在1935年底打西北军主意的时候,就已经把目光瞄准了绥远,并借口“张北事件”,指使李守信和王英两个伪军头子派兵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
绥远,位于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南接晋、陕两省,东邻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日军如果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可以随时入侵华北和西北。
为了侵占绥远,日本关东军决定先从政治上对绥远的高级军政人员进行收买,如果收买无法实现,则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打垮绥远的部队,进而把晋绥军驱逐到山西境内。
在这之后,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对傅作义将军威胁利诱,企图拉拢策反,声称若不与日方“携手合作”,日方则要支持察绥境内的所有伪军部队进行武力“讨伐”。
然而,傅作义将军的态度相当硬,毫不犹豫拒绝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并硬气的警告日本人,绥远不是热河和察哈尔,日军休想在绥远得逞!
硬气归硬气,但打仗凭得是真刀真枪,战前的准备工作还得做。目前仅察哈尔境内的伪军兵力就有一万多人,如果日军再趁势掩杀过来,压力会相当大,必须要未雨绸缪,做足备战工作。
从山西调兵是必须之举,而且蒋介石也正考虑是否趁机派**军入晋。随着日军的胃口越来越大,南京国民政府终于意识到不能再一味退让,因为华北一旦沦陷,局面将相当被动。但是,阎锡山不傻,他知道老蒋这是借机蚕食他的地盘。
就是在这样的糟糕局面下,蒋介石仍然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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