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川东剿匪记事(2)
陶世培的伤很重,冬防队员赶急找一架滑竿送街抢救,陶在途中就停止呼吸了。
陶的家属赶来,我们除安慰外,并保证说人民政府会妥善处理的。
第二天晨早,我电话汇报请示区长涂钜斌,他当即答复说:“同意你提出的,可作烈士对待,并开追悼会声讨土匪罪行”;又说“如不回电话,已请示区委研究表示同意,不再有变”。
当天逢场,我们鸣锣通知,在中山堂给陶世培开追悼会。会上,我们介绍了陶世培英勇牺牲的经过,严厉谴责了土匪的暴行,大张旗鼓地宣讲人民政府对土匪的政策。号召全乡广大群众要相信党和人民政府有力量消灭土匪,团结起来与之作坚决的斗争。
街上部分商户捐买一大棺木安放遗体。会后,即由群众列队游行。
陶世培牺牲未几,豹子岩庙里的尼姑前来向我报告说,惯匪赵治安、赵长富两兄弟等多人,经常在离赵家不远的一幢大瓦房出没,瓦房前面的一户单向土屋也是窝点之一。
于是,我找了一个乡丁,假说催粮,要他随我去八保保长等处去侦察。我按尼姑所提供大瓦房处转了一圈,便回到乡里。
当夜,我和牛洪田队长率领两队部分队员并选上几名乡丁,直扑赵家弟兄的土匪窝点。先搜前面的单向土屋,看到来不及撤去的床上鸦片烟灯盘还有暖气,但人影全无。主人谎称是其本人刚才抽过。
我们直向大瓦房奔去,搜遍每个角落,全不见踪影。
当时农民怕土匪报复,无一提供线索。兵贵神速,我们掉头奔袭赵家,我与牛洪田队长抢先入内,只见一对五十多岁的男女出来相见。
我问:“你们的两个大儿子在哪里?”
他们回答说:“前两天在家,今晚不晓得去哪里。”
无奈,我们只将赵的父亲带回乡里,经晓以利害,交待政策,指明出路后,他答应劝他的儿子前来自新。
不两天,他的大儿子赵治安果然到乡里来自新了。谎称无枪,人家主动自新,也不能扣人*交,只好让其回家,以观后效。
土匪猖狂时,二区八个乡除白市驿一个镇外,均被土匪闹腾占据过。
三月中旬,二区领导在陶家召开了工作队长紧急会议,决定各工作队和征粮队撤回集中于区里。但元明、西彭两乡的地方工作队各留二人,全部集中于元明,由川东队的丁一浩(在老区任过区委书记)领导指挥。川东队唯一女队员回队部去。
区委委员王宪珍带解放军一个班,由陶家去福寿路上遭遇土匪,在枪战中机枪班长牺牲,王宪珍等遂去元明汇合。
集中元明不两天,因18保匪情重,全队前往围剿一次。返回元明途中,在偏岩子遇土匪抢行人,我们去追。接着元明地方工作队长肖去非和王宪珍等相继奉命回区,这样,地方队只剩下三人,其他均为西南服务团的共三十二人。
到元明集中后,便开始夜晚站岗放哨。一天,铜罐乡家住凤凰村的袁师母叫人带信称,该村有一土匪窝点,叫我们去捉拿土匪。
丁一浩队长指定我带三名化装的川东队队员前去辑捕。到达约定地点,正好碰见袁师母。她悄声告诉,那几人未在屋里,已去冬笋坝方向河边石包上晒太阳去了。
我们简要商议后,沿临街后面的铁路基赶去。果见几个石包上坐着人在埋头翻衣捉虱子呢。
我们先后下坡若无其事装着路过,我首先靠拢前面一人,撩衣掏出腰间手枪就抵住此人,叫其举手背向着我。搜他身,身上并无枪弹利器等;其他三位同志都迅速上前逮住其同伙,都未搜出武器。
我们将这几人押回元明,分别审问,据一侯姓土匪交待,大股土匪不久就要大行动了。说傅文龙组织的反共保民军,准备暴动。
抓捕的四人,因未搞出其犯罪现行,只好交待政策后释放。
此时形势愈紧,全队夜晚轮流站岗放哨。
一天,元明逢场,我们返乡岗哨清查行人,见一壮年人避开正路去走田坎,引起我们生疑,将其捉住,正是惯匪游麻子。
由于匪情日趋严峻,又与区里失去联系,我们全队只有撤至江津县城北岸中渡街驻扎。
后来得知元明已被土匪盘据,全队前往试探虚实,在场外只与土匪较远距离火力侦察,队长丁一浩怕队员有所闪失,(因大多数系学生出身,未经过实战)未叫近距离强攻硬打,僵持不下便叫撤退。
在中渡街几天中,江津两路口场街在白天被土匪洗劫,有人来报,全队赶赴清剿,大家只好在街外鸣枪射击,未进街区追捕,眼睁睁地看着乌合之众的土匪逃去,丁队长也命令我们返回。
工作队的同志,大多数是年轻人,对土匪猖狂作乱,无不义愤,嚷着要出气。丁队长叫我和张建中、郑友道三位地方同志前去西彭,将游麻子提来中渡街审问,同时侦察匪情。
我们三人由一冬防队员带路,来到秘密农协会组长崔文辉家。当我们说明来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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