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王股长千里擒“妖僧”(3)
前面的匪徒,则被追击的枪弹打得屁滚尿流。不等敌人清醒,我军的冲锋号裂空而起,“缴枪不杀”的喊声惊天动地。匪徒们不知我们有多少部队,哪敢抵抗,一个个钻山而逃。贾元富打扫完战场,一统计,打死匪徒10人,俘虏60多人,缴枪100多枝。
吴勋民收拾残部,大发雷霆。好不容易才保留下来这点“家底”,一下就败掉了三分之一,气极败坏地朝部下撒火,非把那两个中队长枪毙不可。经部下再三求情,方才作罢。
吴勋民亡命闽赣边经黎川挨打之后,吴勋民一路小心翼翼,避开一切可能遇到的战斗,于9月中旬抵达福建建宁之溪口。清点人马,包括23支队汪澜之残部,还有260余人,5挺机枪,120余枝步枪,15枝手枪,仍编为三个中队。其基本队伍,依然是吴勋民的“嫡系”22支队。在这里首先碰到的是吃饭问题。
当时建宁还有个伪县政府设在溪口,勉强弄到一点粮食。山区深秋已经颇有凉意,早晚可以穿棉衣。这伙人逃亡时匆匆忙忙,顶多只带了两件夏天换洗的单衣。而朝不保夕的建宁伪县政府,根本不理此事。没有办法,由陈启杰草拟了一个《告建宁同乡书》,以募集200套棉衣。
不想为此事与建宁地方势力发生纠葛,建宁当地的一个“朱团长”态度强横,威胁要缴他们的武器。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何况吴勋民在这里算不得什么“强龙”。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恰好陈启杰遇到匪南平区副司令胥政冶,陈启杰将眼下的困境相告,请求帮助。胥政冶说他与将乐匪首汤启基交情不错,答应吴勋民将部队拉到将乐,以暂时安身。
在泰宁、龙安途中,吴勋民又遇到“赣北游击司令”陈楚先,二人多少有点交情,陈楚先表示愿意帮忙,于是安排吴部一个中队驻将乐县城,两个中队驻黄潭乡。其时吴勋民部减员甚多,陈楚先拨给40人补给,由吴部从3个中队抽配25枝步枪,另成立一个第4中队,交与陈启杰直接指挥。
其实,陈楚先的热情是有代价的。当时,陈楚先的“游击队”按国民党的“通电”指示,改称为“赣闽边区人民反共救国军”,陈楚先为“司令”,胥政冶、吴耀庭为“副司令”。
陈部原有第1、第2两个纵队,而将吴勋民部编为第3纵队,这就是说,吴勋民被陈楚先一口吃了。吴勋民那里咽得下这口恶气?但是,他又有什么能耐反抗呢?当吴耀庭问他有什么意见时,吴勋民嘿嘿笑着说:“感谢陈司令和吴副司令对我们伸出援手,吴某真的非常感谢。”
他既没有反对,也没有明白接受。有时仍用“第8总队”名义对外联系。这时他才感到,在闽赣边境的形形色色的“反共司令”,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仍是费尽心机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谋求一己之私利,没有一个是为了“党国”效力的。
直到这时,吴勋民是后悔了,真的后悔了,后悔当初没有听从邓希绍的劝告。在宜黄新丰时,就该缴械投降,免得这几个月所受的盛夏跋涉之苦,也不至于受此处地方势力诸多侮辱。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宜黄县人民银行行长(是他过去的一个颇有交情的朋友),表示他想回乡投诚之意。
那朋友回信说,经与政府联系,政府欢迎他回来。但他又不放心,疑虑重重,于是复去一信,要求政府派余俊彦来将乐,一起将部队带回宜黄。
他知道,未跟他一起逃走的“部下”,不是向政府投降了,就是被解放军所剿灭。余俊彦是他属下22支队的副支队长(实际上的支队长),也已经向政府投诚。
他的意思很清楚,想看看余俊彦投降后是否受到优待,如果余俊彦能来,就可以进一步探听虚实,分析一下自己可能会有怎样的结果,然后再作打算。
随后又给时任江西省邮电部门一个负责人(也是他的朋友)去信,意思也是摸底。当时闽赣边界交通闭塞,又值战乱,通讯极为不便,书信往来,全靠信史徒步跋涉,一封信来回,少则半月,多则月余,这一点他非常明白。
实际上,他在这里玩了一个小“聪明”:一方面,保持与人民政府的联系,也就是给自己留了一条最后的退路;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幻想,希望突然出现转机,局势若发生戏剧性变化,他将会以一个与共产党坚决斗争的功臣出现,前途依然充满“光明”。
战而无力,降不甘心,犹犹豫豫,使吴勋民的反人民之路,即将走到尽头。政府给了他多次机会,历史却不想继续迁就这个罪人。年底,他的第二封信送出不久,人民解放军便已解放将乐县城。于是他仓促败走农村,复窜逃泰宁,龟缩于泰宁之西的江家坪。
美蒋特务授画饼,难充逃匪腹中饥1950年农历正月初四,为躲避解放军的追剿,已是枪多人少的吴勋民,特将部队分散为3股:一股交廖仅带领,驻双坑;另一股两个中队驻廖家宁;吴勋民自领三中队,驻扎于峰上。两日后,即正月初六,这两股匪徒,都被人民解放军歼灭,少数人逃脱后,也无路可走,先后向驻建宁的解放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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