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南城剿匪纪实(4)
在判断这一情报具有相当的准确性后,公安局立即向县委汇报,并与二野驻军联系,提出趁土匪开会时将他们一举歼灭。部队表示同意,船只也准备好了。公安部门也赶到了出发地点,以会同部队一道进剿。这时,部队突然来人通知:取消这次行动,原因是上级没有批准。驻南城部队首长曾向上级解释说,剿匪目的地离城不远;上级则指示:部队连城门都不能出,就地待命。后来才知道,二野部队有战略行动——进军大西南。当时县委手上没有一兵一卒,此行只好作罢了。
同时,二野一撤,县城空虚,一旦土匪来袭,处境便极其危险。有人提出:“先撤回抚州再说。”但那将在群众中造成负面影响,给日后的工作带来新的困难。于是县委决定:将妇女、病号和身体较弱的同志撤出南城,其他的同志坚守岗位。同时利用二野给县委留下的40枝步枪,武装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以应对土匪的进攻。
这个计划还没完全实施,四野部队在下午赶到了;于是公安局马上与他们联系,当夜即派出兵力协同地方政府执行任务,在北门外的几家小饭店搜出匪首王象起等人的家属十余人,王麻子连长也一并就擒。很遗憾,大股土匪已经逃窜,来不及追赶了。当然,他们最终还是逃不出人民的手掌。
恶霸地主、反动官吏、政治土匪之间,可以说是没有明确的界限。恶霸武装拉上山就是土匪,土匪大大小小的头目,又多半是伪军官和反动官吏。所以土匪对群众来说,并不只是“抢劫”而已,它还是地主那血淋淋手中的政治武器,时刻顶着老百姓胸膛的一杆上了子弹的枪。只要恶霸地主还在活动,那就是一个威胁,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剿灭不了,就谈不到社会的安定。
于是南城县委按照党中央指示精神,决定镇压一批罪大恶极、民愤鼎沸的恶霸地主。如城关区的梅润霖,解放前曾在瑞昌、湖口及四川庐州等地担任伪官吏;解放前夕,又收罗全县各地匪类,组织反共“游击队”,被匪首黄镇中任命为“豫章山区绥靖司令部直属第3支队支队长”;逃亡南丰县时,又由原国民党第7行政专员公署专员汤宗威从黎川写信,任命为南城逃亡县长。
同时被镇压的,还有伪参议长张国栋,副参议长李树德、恶霸地主徐老大等,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是为涤尽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而掀起的一场政治风暴,其强大的震撼力,波及全县每个角落。它的目的不只是处置几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而是着眼于发动群众,让群众知道,旧世界已经结束,新时代已经到来,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
这场斗争矫正了我们一度犯下的“宽大无边”的错误。起初,政府为了尽快地使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包括那些曾经犯下罪行的头面人物,采取宽大和争取的政策,希望他们放下屠刀,站到人民这边来。应该说,这一政策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好的倾向,该逮捕的没逮捕,该镇压的没镇压。
而那些家伙又不思悔改,反倒以为政府软弱可欺,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群众批评说,这是“宽大无边”。镇压反革命开始后,很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他们说:“共产党睡醒了!”因此,这场斗争也净化了全县的政治空气,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当家作主的主人意识,积极投入到镇反运动之中。恶霸、特务的犯罪活动被揭发,许多土匪失去了藏身之处,从而把剿匪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铲除土匪的另一个温床——反动会道门在剿匪中,有一种力量与土匪遥相呼应,它们在后进群众的掩护下,造谣、破坏,准备暴动,实际上是另一种匪类,这就是反动会道门。而在这条战线作战的,主要是公安部门。据《南城县公安局大事记》记载:南城的封建帮会组织很多,除青帮、洪帮之外,还有同善社、一贯道、关帝会、财神会、兄弟会、姐妹会和大刀会等7种,其中以同善社、一贯道、大刀会最反动,属于反动会道门性质。公安部门深知,对这些反动会道门决不可掉以轻心,早就布置力量进行了详细的社会调查。
当时活动最为猖獗的是一贯道。一贯道又名天道、性理道,是一种带有全国性质的反动迷信组织。起初很多人对这些会道门缺乏了解,因为有不少群众参与其中,从而模糊了其政治上的反动性。而县公安局的“老公安”早就与一贯道打过交道,南下前夕,曾先后破获两起一贯道组织。
一个是由天津市国民党警察局直接控制的,另一个则是国民党中统特务“东北行辕驻平泉主任”亲自发展的,都具有明显的反动政治目的。所以公安局一直密切注视着它们的动向。参加一贯道的虽然大多是一般群众,但在局势动荡时期,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同时也往往掩护着真正的敌人。南城的一贯道在解放前就有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更活动花样,不断增强其反动性。发展到“顶峰”时期,人民政府提倡什么,它就反对什么,直至阴谋举行武装暴动。站在它后面的策划者,已经非常清楚了。当时国民党匪特进行破坏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利用封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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