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章节目录 第164章 8、解决“四月危机”（1）(第1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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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解决“四月危机”（1）

    一九五0年三月四日，主席回到北京。四月，全国的财政情况已开始好转，货币收支接近平衡，国家手里掌握了比较充裕的物资。平抑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在工作进行中，由于银根抽紧，物价下跌，税收偏重，致使许多民族资本工商业和个体工商业发生严重的资金困难。

    一九五0年春夏之交，全国出现了市场萧条、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增多等新的经济困难。总的情况是，大城市重于小城市，工业重于商业，上海又重于其他城市。在上海，工厂原料严重缺乏，资金周转不灵，产品滞销，亏损严重；一些工厂关闭，一些商店关门；劳资纠纷增多，失业工人增加。大米和棉纱批发市场交易额，四月份比一月份分别下降百分之八十三和百分之四十七。到四月下旬，上海倒闭的工厂有一千多家，停业的商店两千多个，失业工人在二十万以上。全国十六个较大的城市中，半停业的商店近万个。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万人。当时的上海，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不断发生吃白食、分厂、分店、打警察、请愿等现象。民主人士慨叹人心丧失，工商业者惶惶不安。这种状况，当时在上海被称作“四月危机”。

    经济状况不佳，而国家税收任务又不轻，许多工商业主感到难堪重负。

    一天，上海市长陈毅收到“火柴大王”刘鸿生的一封亲笔信，刘在信中表示要将刘氏企业全部交给国家，理由是“工厂实在维持不下去了。”

    第二天，陈毅邀请刘鸿生到市政府面谈。

    刘鸿生叫苦不迭：“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

    陈毅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答应以政府贷款帮助他渡过难关，刘鸿生满意而去。

    荣毅仁的公债款一时交不出，托胡子婴到市政府反映情况。后来，国家收购了荣氏仓库中久存无用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问题才解决。

    有些资本家被索薪的工人包围，就推脱说：“我的钱都交税买公债了，你们找政府去要好了。”有的职工拿不到工资就分店、分厂，甚至发生了游行请愿的事件。

    面对这种情势，陈毅深感忧虑，他认为应该向中央反映。这时，全国统战会议即将在北京举行。陈毅对前去开会的上海代表说：“资本家交税买公债是完全应当的。国家财政收支要平衡，这是人民的最高利益，决不能含糊。但挤牛奶不可以把牛挤死。现在阶级关系紧张，你们去北京开会，就要反映这方面的真实情况。”

    接着，从1950年3月12日至5月10日，陈毅向中央连续发出六封电报，和盘托出上海的困难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其中包括宽限税收、公债完成日期、调整公私关系等内容。这样做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这要冒被扣上“代表资产阶级说话”的帽子的风险。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主席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三月中旬至四月初，主席接连三次收到上海市市长陈毅的电报，反映上海工商业的困难和党内部分同志的错误倾向。在三月十二日的第一份电报里，陈毅提出，上海工商业在“三、四、五三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建议中央对上海的税收“在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适当放宽期限。在三月二十四日的第二份电报里，详细反映了上海工商界对改进税收等的具体意见。四月四日的第三份电报又反映：“三月来，由于工商业倒闭增多，又加重债税任务，不仅党外人士叫苦，认为暗‘共产’，亦反映到党内干部，认为社会主义实际提前。”电报提出：“在不妨害中财部部署的条件下，考虑一些必要松动和协助的步骤，这很重要。如是才能使上海工商的维持获得实际办法。”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面前：既要稳定物价，又要维持生产、适当减缓税收、解决私营工商业的资金困难问题。用陈云的话来说：“现在政府挑的是‘两筐鸡蛋’，不要碰破一头”。有没有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呢？主席认为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实行土地改革以恢复农业，调整公私关系以恢复工业，整顿干部以执行政策。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主要是抓了一个财政问题。目前财政经济的好转还只是财政的好转，并不是经济的好转；财政的好转也只能说是开始好转，根本好转需要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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