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席去莫斯科苏联全称叫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是由俄罗斯和十几个俄罗斯周边的小国组成的。苏联是一党专政的国家,党的首脑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政府首脑是部长会议主席。1949年,这两个职务都由斯大林担任。(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联已经成为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后,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是苏联。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向各国政府发出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发来照会,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三日,周恩来复电,表示热忱欢迎中苏建交,并互派大使。中苏建交,带动了一批新民主主义国家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帝国主义封锁和可能的武装干涉,又面临着恢复国内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同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建立友好与合作关系,显得格外重要。所以,主席在建国后两个月即出访苏联,就发展和加强两国关系,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出访苏联,是主席两年多来的一个夙愿。只是由于国内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访苏行程几经改变,一再推迟,直到这时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在这以前,一九四九年六月至八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秘密访苏。刘少奇此行,主要是向斯大林介绍中国国内的情况、今后的任务,以及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陈述中国对一九四五年**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处理意见;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听取斯大林对当前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以及苏联与英、美关系等问题的估计和分析。
刘少奇转达了主席准备访苏的意向,对苏联给予三亿美元贷款和派专家帮助中国工作,表示感谢。
斯大林说,中国新政府成立、两国建交以后,主席即可来莫斯科。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党在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
斯大林还对于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要求中国党与**党实行妥协的错误,主动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刘少奇这次秘密访苏,为主席的访苏作了重要准备。
十一月二十五日,主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主席同志定于十二月初赴苏,在主席同志出国期间,**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职务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朱德同志代理,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一切准备工作业已就绪。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主席登上北上的专列,前往莫斯科。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走出中国故土,出国访问。主席的随行人员有陈伯达(以教授的身份)、师哲(翻译)、叶子龙、汪东兴等。陈伯达是福建人,以研究马列理论见长,在延安时曾写了一本《人民公敌蒋**》,在解放区颇为流行,被人们称为“红色教授”。汪东兴是红军老战士,主席转战延安时,他是中央纵队一个支队的参谋长,多次深入沦陷了的延安侦察敌情,深受主席赏识,这次来专门负责主席的安全。叶子龙是主席的生活秘书,专门负责照顾主席的生活。苏联方面由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苏联援华专家总负责人柯瓦廖夫陪同。
主席这次访苏的目的,主要是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重点是处理一九四五年**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条约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而雅尔塔协定是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南库页岛及其邻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恢复租用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中国的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共同管理。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他们以苏联红军对日作战为要挟,硬把中国领土外蒙古割裂出去,成立了蒙古国。
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把中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及时地解决中苏友好条约问题,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此外,主席还要参加斯大林七十寿辰的庆祝活动,并对苏联进行参观访问。
主席清楚地知道,此次苏联之行任重而道远,在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还有一些隔膜和障碍。这首先来自苏联领导人过去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热心指导和支持,但也作了一些错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后来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都与斯大林有关。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赞成中国党反对**党的反革命内战,用主席的话说叫“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胜了,又曾一度怀疑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铁托式的胜利”。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国革命的全国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而取得的。这些情况,不能不在中苏关系和主席与斯大林之间蒙上一层阴影。
不仅如此,障碍还来自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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