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平等、团结的民族大家庭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问题摆在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党在**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主席选择了后者,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今天,经过几十年历史检验,证明了主席这个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的一环。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少数民族地区。两区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主席发表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主席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间留下良好的印象。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拉鲁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美国的军队,**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主席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西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主席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主席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主席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一九五0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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