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姓诸侯国相对于姬姓诸侯国来说数量稀少,在西周时期,只有大骆国、莒国、葛国、黄国、东不羮国、梁国、谷国、养国、钟离国、徐国和江国这么几个国家,秦国则是在东周时才被分封为诸侯。
而且这些国家都是一些小国,包括秦国在开过初期也不过几万人的部族。所以,赢姓诸侯国内部都是比较团结的。以战国时秦国为例:
与山东六国相比,秦国世族层的数量和势力都很小,财力和私家武装的规模更小。如果维持旧制,秦国世族对公室国府几乎没有什么威胁。但是,秦国世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一脉相延数百年,极少有中途泯灭的家族;二是对国家都有值得称颂的功劳,其第一代往往都是大功臣。而东方六国的世族,却在春秋以来的三百多年中历经毁灭与再生,延续百年以上的真正旧世族几乎悉数淹没,代之而起的是新政变法中诞生的新世族,此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权力层大动荡。
秦国不然,立国之前的嬴氏部族原本就是殷商遗落的老世族,在与西部戎狄的长期较量中,世族力量始终是嬴氏部族的中坚,将领官吏层几乎与世族层等同。立国为大诸侯之后,又在历代征战中陆续诞生了许多新世族。由于秦国僻处西域,加之东方的蔑视,很少与中原列国紧密溶通,国内也就很少发生政权动荡。在秦国的历史上,除了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发动流亡政变夺权成功之外,几乎没有大的政变与经济动荡。长期的国内稳定与长期的对外战争,相辅相成,战争强化了稳定,稳定赢得了战争。
这就是一个穷困落后的秦国,何以能长期与东方并立的奥秘所在。
由于落后,由于穷困,由于稳定,由于战争,秦国世族和乡野庶民的种种差距,远远不象东方世族与庶民那样有天壤之别。秦国世族在战争中的伤亡丝毫不比庶民少,生活上想奢侈排场也没有条件。一旦兵连祸结,世族庶民一般艰苦一般流血。所有的世族子弟,都是少年从军,浴血奋战,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数出历代成百上千的战死者。这种不大的差别,使秦国世族在山野庶民中有着很深的根基,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溶为一体也不为过。正是这种相安无事的稳定和谐,使秦国世族和乡野庶民都没有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世族中没有分化出东方那样的新地主,也没有产生东方那样的士人阶层;庶民虽有怨言和不满,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几乎同样落后的楚国那样的群盗暴动,或周室洛陽那样的百工起义。三百多年中,秦国朝野没有改变这种“一体穷困,同甘共苦”的愿望。平民如此,世族更如此。
江国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无论是世族还是普通国人,大家都是很贫困的,也就没有所谓的两极分化。所以,这样的国家的内斗是很少的,特别是像这样的春秋早中期,各个诸侯国世族还未真正崛起,国君就是一个国家话语权所在。
后面晋楚弭兵大会后,春秋向战国演变的五十多年的时间里,诸如三家分晋,田陈代齐和鲁国三执政这样的事件,都是在齐国、晋国和鲁国这样的文化先进的国家发生的,而燕国发生这样的事情则要到秦昭襄王时期了。
所以,对于秦国和江国这样的穷国来说 ,既然大家都穷,那就只能向外掠夺,向外战争,你通过战争得到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这就是秦国为何能扫灭六国的根由。也就是说,秦国相对于关东六国,其文化底蕴是相对落后的。
那个把秦国打造成战争机器的商鞅变法,实质上就是利用了秦国的这些特点。这样的体制,是那个时代最适合秦国的体制,但并不是最适合那个时代的体制。
这确实是个遗憾,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征服了文化先进的其他国家,想要永久的统治下去,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实现的命题。而且,商鞅变法留给后来统一帝国时代一个非常大的流毒就是人头税这样的税法,后来我们大概也知道了,人头税导致了世族大量隐藏人口,催生了大世族的出现,导致了文化的垄断和政治的垄断。
而作为这个不同时空的引导者,江淮祯是不希望这样的情况再次发生。东方国家中,齐国,魏国和楚国在战国后期都是文化发达的国家,所以他们在后期第二轮变法中,变法的力度是很弱的,变法所起到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像魏国在战国初期,由于魏文侯的选贤举能,所以一度成为战国最强大的诸侯国,但是它仍然是贤人政治,一旦在位君主不够贤能,或者说不能选贤举能,国家的衰败就是定局了。或者可以这么说,前一世时空的中国整个古代史,都是贤人政治,有则强,没有,则衰弱。这是由于没有体制支撑的缘故。
而作为春秋中期的江国来说,人口相对比较充足,土地也很肥沃,但是国家对于其他中原地区的诸侯来讲,比较穷困,所以内部团结,。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内部结成了统一战线。所以,之前江淮帧在做一些决定和发脾气的时候,只要有道理,是不会有人会出来说三道四的,除非是关于礼仪等重大问题的。其实江淮帧一直比较担心,自己今后的一些政策实施时,不光是内部的世族和国人会反应比较大,外部其他诸侯国可能也会打着周礼的名号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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