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朱常洛交代他可以在婚假结束后再写这份关于朝廷所属矿场作坊等经营模式的奏折,但李柏华却不敢掉以轻心,他也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一个提出改造大明朝经济结构方案的机会,不管提出的方案能不能够实行,他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李柏华经过这一年多对明朝社会的接触,已经对时下的社会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这时候,随着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越来越多,工商业竞争激烈,各地采矿业逐渐发展,百姓对金钱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费之风盛行,逾越礼制现象日趋普遍,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而这一切都是推动社会变革的要素。
他深知现在的朝廷经过前些年的朝鲜战争之后国库已经入不敷出,特别是辽东军饷花费越来越高,每年动辄需要数百万两白银,内库虽有不少盈余,但也经不住庞大的皇室每年的花费。而近几年不断增加的苛捐杂税,加上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已经让百姓困苦不堪,大明天下已经是危机四伏。
因此不管万历皇帝还是太子朱常洛,均对如何能在不影响民生的前提下尽快增加国库收入动足了脑筋。但他们能够想到的策略无非就是增加摊派各种名目的税收,或者通过向各地派遣由内宫太监担当的矿监税使,进行大规模的征收矿税、盐税等,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然而这些太监到了地方之后就没有了制约,他们往往借助皇帝的名义明火执仗地掠夺财富,他们的横行肆虐,给社会各阶层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已经造成了民怨载道,大臣们纷纷上书指责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
万历虽然有心把这矿监政策取消,但又挨不住国库日亏,只好硬着头皮把那些要求废除苛捐杂税的奏折统统留中不发。这也是万历和太子为何如此器重李柏华的原因之一吧,从李柏华的几次创造性的发明中,他们看准了李柏华能够在富民的同时也为国家和皇室带了丰厚的钱财。
李柏华深知自己想要在这个派系林立的朝廷中站稳脚跟,就必须牢牢抓住能为皇上赚钱的有利机会。只要自己还能继续替皇上赚钱,那么自己的地位无论谁来弹劾都是没有用的。
在这里生活了一年的他已经不是那种毛躁的小伙,通过官场上的勾心斗角和日常结朋论友,他已经变的精干和稳重,这次为了自己的前途,他对这篇奏折非常用心,顾不得和新婚娇妻的花前月下,便一头扎进书房去整理研究他所知道的厂矿管理和经济改革方案。先是花了三天时间做了一些外围的调研工作,通过崔富贵找到了户部尚书李汝华了解了时下的财政收入构成,在宫中通过王安了解了内库的收入和皇庄、皇店、矿场的运作情况。然后苦熬了两个通宵,一份用白话文写就的关于如何增加国库收入方案的奏折草本终于出炉了。
他在文章中首先分析了国库各项收入的来源。目前国库最大一部分赋税源自于田赋和粮赋,每年此项收入约合白银2500万两,而盐税、商税收入约350万两,所有国库收入的一成,也就是不到300万两划入皇家内库,另外内库每年还有各地矿税和皇庄、皇店的收入约300万两。
但是整个朝廷的费用支出确是巨大的,内库每年收入的近600万两对于靡费巨大的万历来说只能是勉强符合需要。而国库的每年两千多万两也只是勉强够维持巨大的官宦集团和时常发生的赈灾需要,每年都不能积存下多少结余。最近辽东后金叛乱,辽东军饷每年都需要数百万两。因而眼下国库已经是有些入不敷出,开始使用原先积攒的老本了。
针对这些情况,李柏华提出了在确保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农民田赋和粮赋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工商业,争取用几年的时间能将商税的收取提升到和田赋粮赋相同的份额上。为了加大说服力度,他用自己的新式布厂和钢铁作坊作为例子,推算出如果全国各行业的作坊能够像布厂那样,那么即便不增加税率,全国的商税收入也能够远远超过田粮税。他也指出眼下民间商贸发达,商人获利颇丰,但朝廷税率极低,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增加商税,但同时也指出各地官府和税监存在着严重的私设管卡收取商税的情况,致使很多商人不敢进行大宗的货物转运,也制约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茶、盐税上,他指出长期使用的纲盐法已经存在了极大的弊端,如近期户部已经提出福建一带产盐最多,而每年上缴的盐税仅二万二千余两,实在太少。福建官派盐引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五引,而盐行有六大帮派,引少帮多,以致于私盐横行,很多地方的百姓不买官盐而专买私盐,造成了大量的税收流失。这种情况在产盐区均有存在,但盐督们却睁一眼闭一眼的任由私盐横行,无非是自己收受了盐商的好处而已。
李柏华建议针对纲盐法的弊端进行改革,取消盐引,废除现行的盐引商户和运盐商户对食盐的垄断,设立茶盐督销局,由督销局向各地商人出售茶票和盐票,销售茶票盐票的同时缴纳,凭茶票或盐票才能在盐场买盐、茶场买茶,然后商人可以转运到全国各地进行销售,途中凭票证不再收受其他税费。这样不仅可以降低茶盐价格、打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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