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更十二点前,今天又迟到了向大家道歉!下一更我再要票着,这一更是没脸喊了!)
一九四零年元月四日下午,停泊黄浦滩码头的“胡佛总统号”邮轮。
星条旗下的甲板上,一个身材瘦小,神采却清秀飘逸,极得南方的山水灵气的西服青年,频频朝着岸上翘首以望。
终于,某个棉袍眼镜国字脸的中年人,在另几个长衫男子的保护下,踏入了码头。
心中大石落地的西服青年,大步跑到船台搭板处,紧紧握住‘国字脸’的手:“峻峰兄!你要是再不来,小弟就得下船去寻人了!”
心情显然极好的‘峻峰兄’拍着手上的皮箱打趣道:“宗武老弟,你要寻的怕是这个吧!”
被一语点破心思的‘宗武老弟’却也不恼,淡然一笑后,便对了对一个看上去如团团富家翁,可眉宇间却还残留着一丝草莽霸气的长衫人物一拱到底,恳切的致谢道“万先生!这次宗武与峻峰兄能脱离深渊重新做人,能携走这么重要的文件,以将功赎罪于万一。先生当记首功。大恩不言谢,日后只有机会,宗武等必当粉身以报!”
万某人敏捷的闪开一侧,很客气,也很得体的用上海话答道:“高先生言重了,大家都是为了国家的事体,谈不上什么恩德!我们老板已从重庆飞到香港亲自布置,侬二位到了那里安全上,尽可放一百二十个心!”
气笛响起了,“胡佛总统号”向着大海深处起锚而去!
码头依旧船来船往,一片喧嚣繁华,没有人意识到自己刚刚才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个重要瞬间。
‘峻峰兄’姓陶名希圣。大革命时代做过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中校政治教官,后在北大任教多年,在史学研究方面自成一派颇有建树。抗战前陶希圣再次从政,不久加入低调俱乐部(抗战初期,鼓吹与日和谈的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员组成的政治沙龙,其中大多日后成为汉奸。),并成为个中骨干。现下任汪伪中央中央委员,宣传部部长。
‘宗武老弟’即高宗武。这位前国民政府处交部亚洲司长的故事,可就更曲折离奇了。抗日战争爆发前三年,少年得志的日本通高宗武,被最高当局倚为股肱之臣,实际主持着中国对日外交的一线工作。
三八年一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对中日战事的调停宣告全面失败,同年三月,自以为自己很了解最当高局的高宗武,为开辟“对日折冲”的新途径,私自东渡日本与日本内阁、军部的最高层直接接触,却因政治上的幼稚,把‘汪兆铭等人所谓的“和平主张”,在国民政府内部未被采纳,于是有意想从政府之外来推动或展开目前的“和平运动’,这一绝密信息透露给了日本人。正为中国太大,光*兵威无法征服而伤透脑筋的近卫内阁顿时如获至宝,并依此迅速制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定下了先行诱降汪兆铭,再扶持其组建伪中央政权的重要国策。
正当自知闯下了滔天大祸不敢再回重庆的高宗武,傍惶于香港之际,当时也在香港的陈壁君找到了高宗武,对其加以重金收卖,并对他说:“过去你是为蒋先生跑‘和平’,现在也可以为试着为汪先生跑跑!
从此高宗武就上了汪兆铭的船,成了已‘心有灵犀’的日汪两方之间的牵线者!
高宗武、陶圣武都是当时随汪兆铭出奔河内的心腹,刚至上海时与汪兆铭一样都为日本人的花言巧语所惑,可随着日汪密谈的步步深入,身为汪伪谈判代表的他们,终于意识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是那何等的愚不可及!
与汪兆铭又不同的是,不甘当民族千古罪人的高、陶在发现与日谋和是一杯地地道道的毒酒后,并没有将错就错的一饮而尽,而是决定再次出走,将日汪约定永远不予公开的《日汪密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此时,密约的摄影件就躺在陶圣希提着的那个黑皮箱里!
而万先生,则是杜府大总管万墨林!而在香港等着接着高、陶的,就是战前的‘上海皇帝’,一代爱国奇士,杜月笙!
作贼心虚的汪兆铭得知高、陶逃离上海,惊恐之极,立即将高、陶为掩人耳目不得不忍痛留在上海的家眷软禁,试图以亲情逼迫高、陶保持沉默。
起初,被在香港被消息灵通的各方媒体重重包围的高、陶,也确实为了家人的安全而三缄其口。可到十六日,这种僵局却被神通广大的杜月笙强行打破,在牺牲了十几名忠勇弟子后,杜门终于将高、陶家眷全数救出软禁地!
二十二日,高、陶家眷辗转到达香港。同一天,香港《大公报》就刊载了高、陶提供的《日汪密约》,其主要内容如下:第一,中国承认满洲国;第二,维新、临时两政府经办事项,由中央政府(汪伪政权)加以全面继承。第三,确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传、文化及军事各方面的特殊权力与优先合作关系。第四,承认日本在内蒙、华北、长江下游、厦门、海南岛及其附近岛屿的政治、经济以及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的权力。承认在日本以上地区的防共和治安的驻兵权,以及与驻兵地区有关的铁路、航空、港湾和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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