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委报告,反映云南发生了因浮肿病等引起农民严重死亡的情况。主席非常重视,立即写了一个批语印发会议。批语写道:“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提的工作任务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解决办法:(一)任务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过群众精力负担的可能性;(二)生产生活同时抓。两条腿走路,不要片面性。”
经过第一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高层领导中间,对一些突出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为**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条件。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主席主持下,**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两个文件,即《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集中纠正了两个突出的“左”的倾向:一个是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过渡,另一个是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决议指出:两个过渡“都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必须首先大力发展生产力,“而不应当毫无根据地宣布农村的人民公社‘立即实行全民所有制’,甚至‘立即进入**,等等。”“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必须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是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决议明确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衣服、家具等和在银行、信用社的存款,永远归社员个人所有;社员可以保留宅旁的零星树木、小农具、小工具、小家畜和家禽等,也可以继续经营一些家庭小副业。
《决议》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人民公社的许多“左”的东西。例如,肯定人民公社是向全民所有制和**过渡的最好形式;肯定了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肯定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吃饭不要钱”是**因素;仍然规定以管理区进行经济核算,由公社负责盈亏等。
《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是根据主席“压缩空气”的精神制定的,是一个压缩高指标的决议。但是,仍然是高指标,除了对基建投资、钢产量作了压缩,其他指标大体保持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指标,坚持继续跃进。**中央副主席、副总理陈云对此有保留,他向具体起草文件的主席秘书胡乔木提出,希望他请示主席,不要在会议公报中公布这些高指标,以免将来被动。但是,熟悉主席脾气的胡乔木出于种种考虑,没有把这个意见反映到主席那里。
全会决定:在1958年12月至1959年4月,对人民公社进行一次整顿。
全会还通过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同意主席同志提出的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六中全会闭幕的前一天,主席作长篇讲话。他说:“人民公社的出现是没有料到的。这是一件大事,找到了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式,便于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便于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过渡到**的全民所有制,便于办工农商学兵,规模大、人多,便于办很多事。”他强调,要保护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对犯有强迫命令、说假话错误的干部,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耐心说服,不予处分。主席仍然肯定“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是农业革命的方向。所谓“三三制”是指对耕地的利用,即种粮、植树、休闲种草各占三分之一。这是主席一直极力主张的,他一直到现在还认为产的粮食多得吃不完。
六中全会期间,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和农业部长廖鲁言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报告称:预计1958年粮食总产8500亿斤,棉花8500万担。其他秋收的油料作物、经济作物也都获得了丰收。(这是吹牛,后来经过核实,粮食不到4000亿斤,棉花3600万担)。1959年粮食产量指标10500亿斤,力争人均2000斤。(这是远远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吹牛皮)。农业要开展大面积丰产田运动,推行土地利用的“三三制”。1959年农业要继续大跃进。
彭德怀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是主席的老战友,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他参加了武昌会议,在西北组参加讨论。在小组讨论公布1958年的粮食棉花数字时,有的人说,粮食有1万亿斤以上;有的人说,粮食有9千亿斤;也有人说,粮食要多少有多少,现在是工业大大落后于农业。
彭德怀表示怀疑,说:“我看粮食没有那么多。”
谭震林说:“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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