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六十条》的制定,标志着在纠正“左倾”、整顿农业上迈出了一大步。《农业六十条》是在邓子恢起草的《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案)基础上制定的,浸透着邓子恢的大量心血和智慧结晶。
邓子恢在1955年受到主席的错误批判,被侮为“小脚女人”。1957年底以后,因病休养的邓子恢未参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但是,这位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的老**员并没有“躺倒不干”,也没有“跟风”。他忍辱负重,继续关注着农村和农民,病情稍好就抓工作。
1958年大跃进,各地掀起“跑步进入**”的热潮,邓子恢头脑清醒,不跟风,不刮风,明确反对穷过渡,他因“右倾”靠边养病,谭震林接替他主管农村工作。随后,全国公社化运动风起云涌,到处一片狂热,共产风和浮夸风席卷中华大地。在激进舆论的影响下,主席一度认为农民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温床,不利于向**过渡,曾想取消它。
这年6月,邓子恢在中南海游泳池遇到了主席,主席向邓子恢谈了取消自留地的想法。邓子恢立即说:“主席呀,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极低,匆忙取消自留地极为不妥。”但因两人都在游泳,没有展开细谈。
从中南海回家后,邓子恢感到自留地问题事关重大,心中不安,夜不能寐,就给主席写信详细陈述保留自留地的理由,指出:“自留地是集体经济的补充,是安顿农民生活的最合算不过的措施。只要把五亿农民安顿好了,我们的市场就稳如泰山了。”
但此后随着政治气候升温,浮夸风、共产风愈演愈烈,各种“人造卫星”不断升空。8月20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徐水县人民总公社成立,给**试点提供了条件。该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颗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邓子恢对这种天方夜谭式的宣传甚感惊讶,立即会同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等赶往徐水进行实地考察。
他发现那个**试点的“高产卫星”,纯粹是弄虚作假,极为气愤,他毫不客气地指责:“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
两个月后,主席也觉察人民公社“乱子出了不少”,并开始着手纠正某些错误。
1959年元旦刚过,邓子恢立即主持召开全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有针对性地部署调整公社体制,强调“公社规模不能太大,生产队100户左右;生产劳动,不能再搞大兵团作战;要保护社员的生活资料,不能平调;如果动了的,要先作价后偿还……”
会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实事求是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明确提出公社、大队、生产队、生产小组要分权,实行“三定一奖”办法,把生产任务包下去,不能再搞大拨轰、“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挫伤农民劳动积极性。
大跃进、人民公社兴起后,我国农村生产关系远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苗助长,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各种矛盾日益暴露,最终导致地减产,人挨饿,到处上访告状,乱子越出越多。
1960年春末,身体不好的邓子恢根据医嘱赴外地疗养。行前特来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向主席辞行。主席对他的病情很是关注,嘘寒问暖了好一通,这使邓子恢很是感动。虽然他在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上和主席难以求同,但这似乎并没有影响两人血雨腥风中建立起来的战友情谊,这很值得欣慰。
看到受自己批评、一二年很少见面的老战友主动找上门来,主席心头涌起旧情,他似乎忘记了彼此间曾有过的不愉快争论,话语一出口,就像关不住的流水。
室外的阳光淡淡地涂抹着春日下午的中南海红墙,又不留痕迹地散淡开去,不知不觉中,菊香书屋的谈话竟超过了两个小时。
“主席,你知不知道,不少地方发生了水肿病,甚至出现了大量非正常死亡的现象?”邓子恢一如既往,心里想说什么,决不藏着掖着。
主席沉痛地点着头:“你说的这个我晓得。”
“主席,我有一些看法。”
“你说,你说。”
迎着主席那深沉而带有鼓励的目光,邓子恢就农村社、队规模和基本核算单位过大、浮夸风、瞎指挥、搞一平二调,大办食堂等问题,毫无顾忌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主席静静地听着,最后说:“你受到批评,却不计较个人得失,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真是襟怀坦白。”
1960年6月,邓子恢病情稍好,**就委托邓子恢下乡调查,摸清真情。邓子恢虽身患糖尿病,但仍抱病率工作组离京,先到山西汾阳,后赴河北石家庄。他下乡一向反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搞形式主义调查,而是带几个随行人员,轻车简从,在农村悄然走乡串户,纯粹是一身农民打扮,人们根本看不出他是北京来的副总理。他亲自找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亲自记笔记;到农民家里,他亲自揭锅盖,看粮袋,一丝不苟,实地考察农村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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