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两道浓眉紧蹙,面对全国大饥荒忧心如焚。作为全国的“大管家”,几亿张嘴吃饭问题这副沉重的担子,就压在作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的肩上。周恩来的秘书李岩回忆:“各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搞得总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为了救急,只能使用国家手中的为数不多的机动粮和进行地区间的调拨。这样,摆在周恩来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做好全国范围的粮食调运工作。
1960年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指出:“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央除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央的同意并做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副总理),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亲自指挥调运粮食,被称为“粮食调度的总指挥”。根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记载,那时,他每周要几次约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当年任粮食部党组书记的陈国栋回忆说:“去总理处,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们去,地点经常是他的办公室。有时是晚上九、十点钟或深夜十一、二点去,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有时是凌晨二、三点才去。”
周恩来在调粮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有一次,他到江西视察,江西省委负责人杨尚奎、刘俊秀等请他吃饭,当刘俊秀举杯向他敬酒时,周恩来笑着说:“江西对国家贡献是大的,特别是这几年暂时困难时期,又多支援了国家粮食,应该受到人民的表扬。俊秀同志,你要敬我一杯可以,但有个条件!”刘俊秀问:“有什么条件?”周恩来说:“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增加3亿斤好不好?”刘俊秀说:“总理啊,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怕有些困难啊……”周恩来接着说:“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有困难,还是可以的。”听周恩来这么一说,刘俊秀痛快地答应了。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总理兴奋地拿起酒杯与我们连干了三杯。后来经过省委研究,同意周总理的意见,决定增加3亿斤外调粮,作为光荣的政治任务来完成。各地群众爱国热情很高,交售粮食很积极。当全省完成14.6亿斤外调粮时,中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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