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的!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对度荒是起了作用的。”
主席大怒:“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单干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你讲讲!”
**被问得一愣,他勉强回答:“这……,包产到户是群众的创造,广大农民群众是拥护的,对救灾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依据主席的“第一条规律”。因此,对包产到户的辩护,他只能从事实出发,而找不到“理论根据”。
“按你这么说,是资本主义救灾有功喽!”主席咄咄逼人。
**说不出话来。
“少奇同志,他们搞单干,就是砍‘三面红旗’,这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当前的‘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互相呼应,很猖狂。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啊!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七月八日,主席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主席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主席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不让田家英参与其事。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主席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说:“为什么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单干的风,越到上层就越大。”
7月9日和11日,邓子恢在中央党校作《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在此以前,他还在军委总后勤部和其他一些单位作过同一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主张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对一些特殊的技术活,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个人责任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许多领导同志的赞同。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当天下午,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主席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七月十九日,主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会议确定,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分两批去北戴河。
七月二十日,主席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主席这一番不同寻常的谈话,使人们在北戴河会议召开前夕,已经隐约地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
七月二十二日,主席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主席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七月二十三日,主席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主席态度明确以后,**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但是,**的态度,转变得并不彻底,他认为巩固集体经济必须要实行责任制。不实行责任制,集体经济就巩固不起来。7月18日,中央召集下放干部在怀仁堂开会,**给他们作了一个报告。他说:“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
他对实行责任制以转变困难形势抱有坚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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