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多亿斤,棉花收了3500万担,四大指标又上去了,高速度变成追数字,完全不按比例。我也讲过15%、25%,也是浮夸。当时不认识,现在比较清楚了。现在的情况如少奇同志所说,是被迫下降,我们的工业是60年代、70年代水平的工业,如果真是把品种质量搞上去,1967年到不了2000万吨钢,也是好的。我们是一步一步退,被迫调整。另外,许多超阶段的东西没有批判,也不能很好调整。一个国家搞几个独立的体系,理论上站不住。指标下放、独立体系,我要负责。现在要批判。
**毫不客气地说,现在还有人不当事后诸葛亮。有这样一种观念,指标高就有干劲,这种干劲靠不住。现在的许多积极性,是解散公共食堂,实行《农业六十条》,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调动起来的,并不是高指标调动起来的。
讨论之二:犯错误的原因?
一涉及犯错误的原因、错误的责任等,每个人的心头都不会感到轻松。整个“七千人大会”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也是人们议论的焦点。敏感,却又无法回避。起草委员会讨论起来,更是感慨万千!
首先,哪一段是犯错误的关键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的说法不太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关键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另一种认为关键在1960年。
李井泉说,毛病比较大,是在庐山会议以后,反映了一种不正常情绪,给农村带来严重创伤。感到最苦的就是1959年冬到1960年春。
陶铸说,郑州会议反“左”的指示,我们开始有抵触,后来真正贯彻了。可是庐山会议一来,一下就吹了。如果郑州会议的指示一直贯彻下去,情况会完全不一样。郑州会议反“左”的精神贯彻不彻底,庐山会议后,全面反右,不反“左”,事情就坏了,广东、湖南情况稍好一点。形势变化,我们掌握不住。陶铸又补充说,反倾向斗争,主要是庐山会议以后。
彭真说,1960年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大出口,基本建设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没有调查研究,首先是我们书记处。小平带头,没有调查研究。在杭州,提出“瓜菜代”,但对1959年灾情估计不足,对城市人口增加估计不足,农业养不活这样多的城市人口。农业上又有浮夸。1960年提出“八字方针”是句空话。先进部队走得很远,后续部队跟不上,没有措施,指标不下来,调整不了。真正调整,是去年北戴河会议(有人说:是去年的庐山会议),提出以调整为中心迟了一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关键是1960年。
**插话说,关键是1959年庐山会议。
实际上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基本一致,分歧不大。陶铸、**等强调主要缘于庐山会议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彭真等强调1960年的问题,也是正确的,因为1960年的错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的结果。如果没有庐山会议,1960年的情况会好得多。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不少人谈到了是没有经验。陶铸说,水利问题,主席在武昌会议说,这样搞法,中国人要死一半,最少也死十分之一,5000万。可是我们还是大搞。搞水利是可以不死人的,结果还是死人了。所以不搞了。哪里想到搞多快好省会死人呢?没有那个经验。不是不拥护主席指示。把主席、中央同志的思想变为全党的思想要有个过程。
陶铸说的确是实情。当时全党搞建设,确实没有经验。但从另一方面考虑问题,如果不那么盲目上马,多做些科学论证,慎重一些,这种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问题是,当时大家的脑子都热!
有的发言,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王任重说,在速度问题上,过分乐观,还搞平均主义,以为供给制没有问题,现在明确了,50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也不懂得按比例搞综合平衡,犯错误就在这里。
**也涉及到认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问题。事实上,中央决策层对这个问题认识上的偏差,正是建国以来不断发生“左”倾错误的最基本的原因。**说,国民党叛变后,李立三说打倒国民党只要两三年,结果整了十年没有整倒,才知道长期性。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问题,真进了北京,还有点不大信。看来时间准备长些就快,准备短了反而慢了。
刘澜涛在会上,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这几年忠臣受到迫害,对立物是“风马牛”,即看风使舵、拍马吹牛。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很多错误都是因为这种情况造成的。
看来,刘澜涛试图从政治上寻找犯错误的原因。他的讲话同大会上不少人的看法一致,认为只强调缺少经验很难服人,关键是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斗争过火,缺乏民主气氛。
但起草委员会的讨论在这一方面并没有展开。
至于产生困难的原因,陶铸说,困难来自三方面,错误、灾害、修正主义。彭真插话说,三年灾害不可低估。**说,有个人主义,有反革命,加重了困难。邓小平说,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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