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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三卷9、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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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又及”

    根据主席的指示,广东、湖南、浙江三个调查组很快组成,分别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率领赶到调查地点。这是主席直接领导的调查组,到实践的第一线,到最基层,去作系统的历史的调查研究。重点是农村。主席带头作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三个调查组向主席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生动的、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主席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按照主席的计划,三个调查组要用十天到十五天的时间在三省作农村调查,然后到广州会合,向他作报告。

    三月二十三日,广州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再次讲话,主题仍是调查研究。这是自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以来,第三次讲这个问题了。

    话是从《调查工作》讲起的。对这篇文章失而复得的高兴心情,又一次流露出来:“别的文章丢了,我不伤心,也不记得了,这两篇文章(指《调查工作》和另一篇在这之前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我总是记得的。忽然找出一篇来了,我是高兴的。”

    他说:“这篇文章中心点是要做好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这里头包含一个破除迷信的问题。那个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要是上级的东西就认为是好的。比如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那个东西你拿来如何实现呢?你如果不搞些具体措施,是很难实现的。不要说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有部分的原则性错误,即使都是正确的,没有具体措施,没有调查研究,也不可能实现。现在我们中央搞的文件,如果没有具体措施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有正确的措施,就要做调查研究工作。”在这里,从历史与现实的贯通上,讲述了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贯彻执行上级(包括中央)的指示,必须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订出具体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做调查研究。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会议闭幕那天,通过了经修改审定的**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县级以上党委的领导人员,首先是第一书记,把深入基层,亲身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每年一定要有几次,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风气。信中有一个名句:“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这句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增强了人们在调查研究中解放思想的勇气和力量。此信的发出,进一步推动了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

    广州会议后,从中央领导人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包括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带着“六十条”草案,深入基层,征求意见,开展更大规模的、更加深入的调查研究。

    在广州停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里等待听取陶铸和陈伯达在番禺大石公社贯彻“农业六十条”草案的情况汇报。随后,他离开广州,先到了湖南,再次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的汇报。期间,他去了趟武汉接见外国客人,然后又回到长沙,继续听取湖南省委和中央调查组关于农村干部群众对“六十条”反映的汇报。

    1961年4月2日至5月16日,**专程来到湖南宁乡、长沙农村进行蹲点调查。主要调查食堂问题、退赔问题、社员房屋问题、山林问题等。四月十一日,在长沙与会面,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次调查,历时四十四天,其中有三十天住在农村。

    周恩来于1961年4月底5月初到了河北邯郸,重点对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进行调查。

    1961年主席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希望1961年能成为“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年”。会后不久,朱老总就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四川、河南等9个省市进行了历时4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每到一地,他总要听汇报,找人谈话、开会和到基层参观,深入细致地了解情况。每次调查研究后,他都要写成详细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和**汇报,以利于党中央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陈云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做调查。调查后,向党中央送了三个报告:母猪也应该下放农民私管;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

    4月至5月,邓小平、彭真同志利用处理书记处日常工作的间隙,到北京顺义、怀柔县搞调查研究,随后写信给,就《十六条》中有关供给制、粮食征购、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意见。

    直接领导的三个调查组返回原地调查。与此同时,中央新派出了大批的调查组,仅农村调查方面,就有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徐水、安国调查组,习仲勋同志领导的河南长葛调查组,胡耀邦同志领导的辽宁海城调查组,钱瑛同志领导的甘肃天水调查组,王从吾同志领导的黑龙江双城调查组,平杰三同志领导的山东泰安调查组,陈正人同志领导的四川简阳调查组,廖鲁言同志领导的山西长治调查组,谢富治领导的河北邯郸调查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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