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般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不是违法乱纪问题,是地主、国民党的阶级报复活动,....各级党政组织变成了地主、国民党进攻人民的大本营。各级领导干部变成了统治、残害人民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杀人凶手。
报告说,根据公安部徐子荣副部长和省委指示精神,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了专案审查,审查对象是县委书记、书记处书记、县长、地直机关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干部,其他应审查干部由各县进行审查。报告说,初步审查的情况是:按上述范围,现列入专案审查的39人,其中地委正副部长、地委委员以上13人: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地委副书记王达夫、石富荣、延炳玉、武建华、副秘书长王秉林、文教部副部长王墨林、宣传部副部长刘培林、工业部副部长贾西雨、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刘文彩、孙广生、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等。
中央专案组将上述人员分三类:第一类是阶级异己分子夺了权,共12人,占30%。这些人都是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如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地主家庭出身,以中农身份混入党内;第二类是被反坏分子拉出去了的,与反坏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共4人,占10%,如马龙山;第三类是蜕化变质分子,共21人,占60%,如王秉林、石绍举等。
在县以下的公社和大队,掀起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像土改时斗争地主一样,召开诉苦大会,对前两年为非作歹的基层干部进行控诉和批斗。群众运动一起,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出现了,有的公社干部80%、甚至100%地受到惩处。打骂、肉刑的情况也比较普遍。上蔡县几千人被打,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又加在基层干部身上。
继全面夺权之后,又全面清理阶级队伍。主要措施是,将原信阳地区的各级干部,包括正式脱产的国家干部和社队不脱产干部,甚至包括食堂管理员、会计、炊事员等人,统统集中起来审查。每县少则数千,多则上万,机关、学校的房子都关满了人。被集中的有多少人?余德鸿说是40万人,张树藩回忆录说是20万人。集中起来的人,根据问题大小分别编为两种班次。问题大的编入特训班,限制人身自由,门前架着机关枪,在周围设岗哨;问题轻的编入集训班,也限制自由和武装看管,但较松一些。
本来素质不高的农村干部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大饥荒是全国性的事件,是由大跃进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造成的,把责任完全推给基层干部,让他们作替罪羊,这让“替罪羊”们“哑巴吃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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