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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41、阎罗王审理“虐民封疆大吏”(三)(第1页/共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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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个人控告道:干部打人很厉害,不少人被打死或者被逼自杀啊!”接着,他举出了几件具体事实:某公社干部杨某亲手打过的社员有六十六人,打人手段有捆绑、吊打、逗瓜、打手心、扯耳朵等等,最具特色的“逗瓜”是数人围住一人推来推去。管区分支书记朱正林在党员大会上被“逗”后几天不能出工,女社员郑本兰在斗争会上被“逗”得“屎尿流了满裤子”。社员吴天清等三人到法院告杨某打人,杨便把他们打成“反动小集团”弄到大会上斗争,并当场宣布“管制劳动”。杨却因为“工作有能力”,六O年十月调太和公社升任第一书记。

    有杨书记带头,全社干部打人成风,最厉害的是三管区“当过伪军”的主任汪齐松。据说该管理区二中队四十三户社员,被他打过的就有四十户,其中六户全家老少人人被打。十二岁的女孩汪木林捡豆子吃,被汪一脚从屋里踢到屋外,又提起扔到田坎上摔死。社员汪齐青偷了两把葫豆,小队长吓唬他“等汪齐松回来再说”,汪齐青吓得上了吊。群众见了汪齐松“就如老鼠见了猫”,小孩哭时只要说声“汪齐松来了”,马上就要住声。据工作组的调查,被汪齐松打死的有五人,打后一至二月内死的六人,三个月后死的十一人,打残废的二人。

    在饥饿的煎熬下,偷在道义上的意义已经不存在,真正的恐惧是被抓住后所受的折磨。基层干部收拾人最常见的手段是“开会”和“扣饭”。扣饭是甚于一切的惩罚,几乎是判你的死刑。由于惧怕这类惩罚,一些人宁肯自杀。一九五九年九月,郫县灵圣公社(原属崇宁县)报告当月二号发生的两起自杀。

    一桩是金星管区四中队三十七岁的王××,“因此人平常说了些坏话,说食堂糟糕,干部做事不公道,闹粮食吃少了等等”,当晚干部通知他到食堂开会,他没有去。队长李××亲自跑去喊他,看到他在厨房站起的,喊他数声,不见答应,一拉他一下,人就一转,把队长吓来就跑了。一喊群众来看时,才知道他吊死了……。

    一桩是火花管区三中队三十二岁的妇女易××。报告说,当夜某社员从食堂吃饭回家时,发现茄子地里有人影,就问“是不是偷茄子的?”,不见答应,就跑去一看,发现是易××,又在地边的慈竹笼头发现了她偷的茄子,于是将她弄到食堂去:众人七嘴八舌说绑起来,她要去解手,他们就等她去了,去多一阵都未见转来,大家去找四处不见人……第二天早晨去问她男子,说未来过,到吃早饭李仙桥来人报信说她淹死了,这时才知道她畏罪自投江水而死了。

    对“偷吃”的农民,打死勿论。

    十月十八日晚,石佛公社胜利管区社员陈××,男,三十一岁,偷了转龙公社三管区两窝花生吃,被“社员”用乱捧活活打死,然后,将死者捆绑抬到石佛公社地界。

    十月十日晚,隆盛公社三管区社员陈××,贫农,四十岁,偷了本管区六队花生六十五颗,被正在巡夜的几个社员发现,当即被王××从治安员手中夺过步枪,将陈打死。

    八月十四日晚转龙公社二管区社员陈××,六十二岁,去石佛公社胜利管区偷了包谷四十多个,被看守包谷社员拖回食堂,用乱捧打死后,抬到转龙公社地界上……

    对付偷窃,发展到不问青红皂白,草菅人命的地步。一九六O年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二点,崇庆县廖家公社两社员在本队洋芋田边捉到“小偷”一名,捆绑至公社审问,发现该小偷“言语异样”,且手上无老茧,“即认为是特务、流窜犯”,又押解至公社农场“吊打审问”,此人任凭打骂,再不开口说话。二十四日下午,公社干部下令将其反绑双手,用枪押解至县公安局,半路上,此人几次倒在秧田中“打滚不走”,最后走到一条河边,纵身投入水中。押送者追到河边,即对准开枪射击,子弹从左背穿出前胸而死。

    押送者向县公安局报告“押一人犯跳水淹死”,县公安局也就不调查追究。几天之后,设在崇庆县元通镇的四川省革命残废军人休养所到县公安局联系,称该院有一名叫廖思忠的“神经病患者”去向不明。经查证,正是那个被击毙的“小偷”。

    第九个人控告道:面临大规模死人,除了竭尽全力掩饰,别无选择。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软埋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

    基层干部如果据实反映了情况,不仅会被扣上右倾的政治帽子,还会成为饿死人的罪魁祸首。曾经给治过病的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的儿子李克淦,是广汉县委办公室副主任,一九五九年八月到新丰公社任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带头叫苦饿饭,台下顿时哭作一片,李把心一横,拍着胸脯说:“我就是掉乌纱帽,也要给你们要粮!”他在县委会议上提出要求,毫无结果。

    新丰公社位于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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