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和李云仲给的信三个文件印发下去,让大家读。(李仲云是在庐山会议被点名批判的一个搞计划的局级干部)读后,让人人必须立即表态。事前,李某对自己信任的干部都打了招呼,于是“左派”们都作了旗帜鲜明的表态;一些警觉性较强的干部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对三个文件表示支持的只是少数正直而又未得到内部消息的人。
干部们表完态,才放讲话录音,传达中央决议。在参加会议的人中间,“揭发出五十多个或者是右倾分子,或者是有严重右倾思想的人”,从中筛选出八个“典型”在大会上重点批判。其中批得最凶,并戴上“反党集团”帽子的,是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书记崔章、专员陈怀堂。
所谓以邓自力为首的“邓、崔、陈反党集团”,干了些什么反党勾当呢?邓自力从的《党内通信》下达后,在泸州地区解散公共食堂,把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小队,给社员分自留地,实行生猪私有私养等,解万民于倒悬,被泸州老百姓呼之为“邓青天”。以地委的名义,在全专区范围内普遍推行这些作法,为全川绝无仅有。邓自力搞这一套,下有老百姓支持,上有这一时期中央文件指示作依据,所以李某虽然恼怒也只有暂时隐忍。如今气候一变,立即被作为典型抓了出来,在省委扩大会上轮番批斗。会开到一半,有关泸州地委右倾机主义错误的材料已下发各地、市、县委。
大会重点批判的八个人中,李某认为最坏的是省委农工部副部长夏戎。“八个同志比较”,他说:“如果讲品质坏,我看第一个要算夏戎,他是坏透顶了。——当然还没有彭德怀那样坏。”夏戎怎么个“坏法”?他带着检查团下去,社队干部带他们参观高产田,他扯起一把稻子当着众人吼:“这样的稻子能打几千斤?”仁寿县报告棉花亩产千斤,他挖苦:“连杆子一起秤差不多。”但这还不是他真正坏透顶的地方。真正“坏透顶”的事,是他竟敢在第一次省党代会上,不投李政委的票!
李某下令:“可以保留党籍,到农村去锻炼。”
中央规定,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不发到公社,只能口头传达,而李政委要求:把提到“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省委文件下发到公社。他说:“这样做,同中央有点出入,但是,我看关系不大,不要紧!”
四川温江专区反右倾,经省委批准,在地区党委中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成员是: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
这三个地级干部是怎样“反党”的呢?1959年11月8日,温江地委向四川省委送交了关于地委书记曾笳,地委委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申培林,地委委员、地委宣传部长景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报告。
报告开列曾笳的罪状是:一、反对我国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攻击人民公社办早了,散布核算单位宜小不宜大,在广汉北外公社把土地、农具、耕牛、包产权等下放到生产小组;二、反对大办钢铁,攻击大办钢铁要求急了,得不偿失;三、攻击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是吹起来的,五九年大跃进又失败了;四、以深恶痛绝的态度漫骂革命的群众运动;五、反对办公共食堂,背着地委把蹲点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划小,把粮食分给个人;六、反对毛猪公养,把蹲点生产队的毛猪分给社员,并分给社员自留地;七、不尊重地委集体领导、信口开河,发表违反党的原则的意见。
农工部长申培林是老右倾,如今新账老账一起算:一、从一九五O年以来,一贯对征购抵触,认为农民生活苦,鼓吹农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民富而后国强是办好社的关键;二、反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主张依靠富裕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三、鼓励发展个体经济,认为打击个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是反动的平均主义思想;四、反对总路线、否定大跃进,专搞阴暗面的东西;五、反对党对农业生产的领导,强调因地制宜,取消国家计划;六、在反右倾斗争中态度恶劣,坚持错误立场,毫无悔改诚意。
给宣传部长景廷瑞定的“罪行”:一、一九五二年领导土改、镇反中右倾;三反运动认为斗争过火,“老虎(贪污犯)”是逼供出来的;二、一九五三年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搞左了,到处搜集材料,把农民生活描绘得凄惨万状,叫嚣要“亡党亡国”;三、一九五六年肃反中为反坏分子开脱,使大批坏人漏网;四、认为浮夸风是党内外没有民主,干部、农民不敢讲真话,叫嚣“潮流真可怕”;五、到处叫嚣征购高了,农民没粮食吃,认为干群关系、工农联盟可能会出大问题;六、认为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生猪公养违反了经济规律,竭力主张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七、认为目前应当反左而不是反右,对彭德怀的反党纲领表示“完全同意”。
的县级以上干部就有102人,斗争范围扩大到公社生产队一级的农民干部就有16万多人。**四川省委1959年11月12日给**中央书记处报告四川反右倾的战绩情况说:“这次运动斗争十分激烈,各级领导骨干受到不同程度批判人数之多,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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