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田里,因为一年接一年的生产是不能间断的,它关系着人们的生存。然而季节不饶人,这种错过季节栽插的水稻,收成是少得可怜的,有的甚至连种子都收不回来。而那些按照上级规格跟上季节栽插的秧苗,成活转青后就封了林,难于薅翻、扯草、施肥,长得犹如野草似的,成熟时谷穗的颗粒很少,结果也造成大量的减产。
某大队插稻秧,上级要求规格栽三寸间距的“胡椒眼”,栽秧时田间插竹片、牵绳子比着栽。生产队的大人、小孩、妇女、学生全部出动,70亩水田栽了45天,才栽完计划的三分之二。如果按老规矩栽,每人每天可以栽一亩多;按新规定,每人每天只能栽一分左右,而且返工很大,误工严重,管理不善,秧子没栽完,秧盆就损坏丢失了二十多个。由于误了季节,秋收时连种子都没有收回来,造成社员生活无着,大量死人。1958年转公社时,两队人口有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有46.47%的人饿死了。两队主劳80余人,只剩下20余人,饿死了75%。其中,边界生产队主劳60余人,只剩下8人,饿死了86.97%。两队派去修水库的劳力40余人,只剩下2人活着回来。社员痛心地说:“瞎指挥生产使我们辛辛苦苦白干一场!”有的愤慨地说:“瞎指挥夺去了我们的口粮,把我们逼上了死路!”有的老农这样说:“做什么庄稼,简直是在办灯(胡闹,像孩子玩灯火做游戏,不负任何责任----笔者注),是乱球整,搞破坏!”“我们做了几十年庄稼,从没有这两年糊涂。过去种得上好,现在种成了个啥!”
上面把密植吹得那么好,群众是根本不相信的,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丧失了信心,只是怕反右倾,才不得不贯彻。他们强调这样干是文件规定的、上面开会布置的,只有密植才脱得了手。密植在包谷等其它作物的种植上,也进行了死硬的贯彻,造成了同样的恶果。
瞎指挥生产违反因地制宜的情况也很严重。在简阳解放管区,沱江沿岸的大沙坝里,长期以来是种甘蔗的。他们有种甘蔗和用土法制红糖、白糖、冰糖的经验。三、四十岁以上的人,很多因吃糖吃多了而坏了牙齿。据他们自己讲,解放前和建国初期,自己熬糖。转入公社前,土里还种着很多甘蔗;转入公社后,上面强调经济作物区的粮食要自给,得按上级统一规划进行指令性计划生产。于是,就把大面积的甘蔗连根拔掉,换种粮食、棉花。不仅简阳如此,整个内江专区都是如此。社员们痛心地说,种制糖的毛甘蔗(小甘蔗)是十年一轮转。种下的第一、二年产量不高;到第三年开始产量就高了;到八年以后产量又低下来。公社化拔甘蔗时,有很多正值丰收高产时期,广大社员是不愿意的,不少是流着眼泪去拔的。后来他们伤感地说:“过去甘蔗种的多,糖就多。客人来了劝着吃,算不了什么。现在,连老年人、病号、婴儿想吃糖都难买到。就是打了条子、带上供应手续也买不到。过去内江地区的白糖多得很,出了名的,仅果脯就有两百多种。现在连影子也看不到,失传了。”
(2)经营管理上,不顾天晴下雨,只强调行动一致、按时完成。
在劳动力统调的情况下,生产队得无条件地服从公社以及县里的安排。正当队里在干某一种农活时,上面突然来了电话命令,马上得转移去干领导要干的活。有的正在播种,刚打好窝子、淋上粪,将要下种,上面来了命令只得半途停止;有的正在田土里驾牛犁耙,命令一来就得扛上犁耙牵着牛回去,到上级指定地点重新干起。走拢新的工作地点,半天时间就白白地浪费了。再有,天下雨正好栽红苕,上级偏叫去挖包谷土。下雨天,挖黏性的包谷土就像打糍巴,揉来揉去,太阳一出来,泥土干成一坨一坨的,就像石头一样硬,用锄头脑壳敲打叮当作声,敲都敲不碎。土质遭到破坏,庄稼咋也长不出来,哪还能长出好庄稼?不少社员说:1958年大闹深耕就是一次破坏土质的运动。深挖三尺,把多年耕种施肥的上面一层熟土翻到了下面,又把下面一层又硬又瘦、连石块带砂子的夹生土翻了上来。要让夹生土变成熟土,非要几年的工夫不可。在这样的生土上种庄稼,庄稼根本无法长好,更何况要达到高产。有的社员说:无论田土作物,庄稼的根一般只串到几寸深,超过一尺的少得很。锄头、犁头都是七、八寸深,深耕一尺左右就够了。如果水田耕到三尺,就变成冷浸田、滥钵田了,不要说人下去,就是牛下去也被陷在田里爬不起来。哪个还敢种这样的田?搞大深翻三尺,是那些球屁不懂、从来没有搞过生产的人乱想出来的,真是害人不浅!
(3)推广先进耕作技术很不慎重,指挥生产颠三倒四。
1959、1960年种植棉花,在既无示范先例,又无相应物资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要求大搞烧火温床培育幼苗,再把幼苗拔去一根根地栽到土里。没有烧温床用的燃料,就把社员住的比较差点的房子的木料拆下来烧;再就是把遍山坡的树木、竹子砍来作燃料。花了如此大的代价,棉苗长得够快,而事前却没有任何准备,田土腾不赢,人力跟不上,怎么也栽不赢快长的棉苗。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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