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青说:“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刮了一阵共产风。1959年前半年纠‘左’时,把‘共产风’基本刹住了。庐山会议后开展反右倾运动,又刮起了更猛烈的‘共产风’!”
白娘子感到奇7,说:“这可怪了!已经吃过‘共产风’的亏了,也纠正了,怎么又让它更猛烈地刮起来呢?”
小青叹了口气,说:“一言难尽呀!有几位大官特别喜欢让农民吃‘大锅饭’,以为这‘锅’越大,离**就越近。这不,1958年办公社,就是砸了高级社的‘小锅’,安上了人民公社的‘大锅’。那时,公社‘大锅’里的‘饭’都是从高级社和农民手里‘共产’‘共’来的,因而才遭到了农民的激烈反对,不得已,又换成了生产大队的‘中锅’。眼看就要进入‘**’了,不得已后退了一步。一位大官不甘心后退,还是希望安上公社的‘大锅’,然后再换更大的锅……,这样,一步步接近**。那么,怎样才能让农民喜欢公社的‘大锅’呢?这位大官经过认真读书学习、反复研究思考,终于想出了好办法。这个好办法就是:再把公社的‘大锅’安上,锅里的‘饭’也是公社的,请农民来吃,农民就一定会高高兴兴来吃饭。这样,离**近了一步,农民还满意,不是两全其美么!”
白娘子插话:“这位大官的想法倒是不错。可是,怎么能让公社有这么多的‘饭’呢?”
小青说:“这位大官想出了好办法,这就是让公社“大办”:大办工厂、大办养猪场、大办养鸡场、大办鱼塘……。这样,用钱有工厂挣,吃肉有猪场,吃鸡有鸡场,吃鱼有鱼塘……,公社‘大锅’里要什么公社就给有什么,就不用像1958年那样从生产队和农民手里‘共产’了。简而言之,同样吃公社的‘大锅饭’,1958年是公社‘共’农民的产,这次是农民‘共’公社的产。这一次,农民一定会心满意足、热烈拥护。于是,他发出号召,让全国各个公社‘大办’,准备再吃公社‘大锅饭’。”
白娘子说:“高!实在是高!到底是大官,想出的办法比一般人高!”
小青叹了口气:“唉!‘智者千虑,难免一失’。这位大官没有考虑到:‘大办’需要资金、人力和物力。公社两手空空,用什么来“大办”?用什么来‘扶持穷队’?只能靠“黑手起家”,‘大办’所需的资金、人力、物质都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硬从富队和社员手里夺。于是,以‘一平二调’共产风为核心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又卷土重来,比1958年更为猖獗。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0春这段时期,是‘共产风’刮得最猛烈的时期,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白娘子恍然大悟,说:“哦,原来如此!”
小青说:“这段时期,上下都刮“共产风”,公私、你我不分,社员的房屋被拆毁,家具被拿走,自留地被没收,小杂粮被抄跑。1959年夏季分给社员的自留地、社员开荒得来的小块土地,以及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全都成了公共食堂的菜地;社员自养的猪、鸡、鸭等,刮进了公社的“万猪场”、“万鸡场”。与此同时,按劳分配吹了,多劳多得不管用了,农村的超支户越来越多,有的生产队竟户户超支。社员说:“一年忙到头,汗水白白流,年终搞决算,落个癞痢头。”两次刮“共产风”的结果是,社员穷了,集体也穷了,农民的生活也就更艰难。”
小青讲了各地刮“共产风”的情况:(1) 养猪全国现场会和跃进大牧场1959年二季度,四川重庆市领导人在区县负责人会议上,硬压任务说“1960年全年生猪发展必须达到200万头!”并说“当年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压力—下,巴县就提出全县发展250万头。这样一来,各区县硬起头皮乱定指标,全市为600万头。实际当年发展数只达到107万头。食品公司为邀功,乱说城市里居民伙食团等自养猪已够自足,不需农村供猪了。1959年11月13日向上级党委写了一个报告说:“截至10月底,全市生猪已发展到170万头,比去年增加67、17%,由于生猪的大发展,已经实现了肉食基本自给。因此,请市委转报省委。”省市领导人李政委、任白戈加以赞扬,并在《四川日报》、《重庆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居民伙食团也养了成万头猪,已有436个单位实现了食肉自给,476个单位做到半自给,有200多个餐厅实现了熟食品自给……”。而实际情况怎样呢?全市发展的生猪只有90几万头。社会上的养猪也多的是食品公司拨出农村运来的商品猪代养的。浮夸的结果争取得了中央在重庆召开副食品现场会议的荣耀。
1959年底中央财办在重庆召开全国副食品现场会,充满弄虚作假。为了把南溪口打扮成全国大型饲养场典型,连夜赶修猪圈,赶运活猪。人员,挑选“可靠的”,年青力壮的。把老弱病残的职工统统赶出去,叫他们在代表参观时到井口茶馆喝茶,不准到现场去看,不准多嘴。活猪全部换成又肥又大又整齐的白毛猪。由水陆两路,从肉联厂连夜挑选赶运了白毛猪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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