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 19、记者写真话成“右倾”(第1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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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著名记者杜导正，讲了自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过程：1958年搞三面红旗，我写的新闻报道很多，有一篇歌颂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新华社发通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全都登载了，《人民日报》发在第一版上。大炼钢铁，我也报道过。当时头脑热得不得了，我跟着省工业书记文敏生，到肇庆去看炼钢，我也就热情地给予报道。农业上放高产“卫星”，弄虚作假，我们也是糊里糊涂地报道。粤北有个星子公社，声称一亩地收水稻24000斤。曾和我一起在马列学院学习过的周方旸写了稿子给我看，他说这24000斤是用23亩水稻并在一亩地的数字。我多了个心眼儿，说，这篇稿子要发，应说明24000斤是怎么来的，写在括号中。稿子改好，我送给省委秘书长看，他说，老杜，怎么把这个也写上了？于是，稿子上括号里的字被我违心地删去发往北京了。

    这一段总的来说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领导的头脑发热，我的头脑也热得很。那时，错误是全党性的，主要是主观主义、脱离群众、“左”倾冒进。1959年初，广东到处叫没粮吃、水肿，省委还是没有充分警惕。直到发现100多万人的广州市只有7天的口粮了，才着了急。陶铸同志下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有人怀疑，农民是不是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县就搞了个“反瞒产运动”。我和林里到东莞县去看，介绍的人说哪个草垛下哪个草垛下搜出多少多少粮食，说得煞有介事。也确实搜出一点粮食来，后来才知道那全是事先放在那里的。县委书记林若也是上当受骗。省委在东莞县召开“反瞒产经验交流会”，我又发了消息，说反瞒产如何成功。

    我的头脑真正开始冷下来，开始认真思考一些问题，是在1959年的四、五月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和记者聂眉初来到广州，要到湛江、海南岛去看一看，我陪着他们去了。到了海南，我目睹许多村里的农民有浮肿病，商店里的货架子空空的。在这之前，我听说从化县的农民没粮吃，很多人要饭，以为可能有些问题，便派两个记者到从化调查，我给这两个记者提出调查的目的是：放警报、想办法，帮助省委度过困难。当时有人说，老杜你是否把问题看得重了？这次到海南岛，我亲眼看到了农民缺粮的严重情况，内心受到了深深的震动。

    从海南回来，经过慎重的思考，4月19日晚上，我给新华总社副社长缪海澄写信，报告农村缺粮的真实情况。我写道：广东发生灾荒，农民大部分处在饥饿状态，浮肿的很多，有的已断炊，情况非常严重。我写了自己看到的现场情景，然后说，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个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还写了1958年我党犯有错误。

    那天天气闷热，我在灯下奋笔疾书，一口气写了4900字。写完信衣服也被汗水湿透了。

    写这封信以后，有感于记者的调查研究是多么重要，又多么艰难，我写了《记者的调查研究》长文，先在《新闻业务》刊上发表，后被多家书刊转载。

    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在布置反“左”的时候，风云突变。1959年8月，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一天晚上，省委开电话会，我参加了。散会后在走廊里，省委书记张根生面带愁容，悄悄对我说：“不好了，庐山传来消息，要反右了，已经搞出彭德怀。”我心说，坏事了！我马上想到4月间写给缪海澄的那封信。

    果然，两个月后，省委宣传部长到北京开会，遇到缪海澄，谬海橙把我的那封信给他看了。他马上给省委写信，要求省委“就这封信立即组织对杜导正的批判”。不久，《新闻动态》刊物上又点了9名新华社分社社长的名，有我和尤淇、纪希晨、陈勇进、冯森龄、林麟、程光远、孙全、吴振全，说这9个人怀疑中央路线，右倾，我列在第二名。于是，对我的批判就开始了。前后共批了我16场。起初批判会限制在二三十人的规模，全是省新闻界处长以上的干部参加。后来扩大到60人，最后一场在广州体育馆，6000人大会批判。主要批我三条：一、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二、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自以为是，其实根本脱离实际；三、狭隘的农民观点，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悲天悯人，似乎党和**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对于这些批判，我在开始时想不通，经过七斗八斗，我想我大约是错了。错在哪里呢？是不是我把困难程度估计得过高了？5月份我在给分社做报告时曾说：“我们党遇到了遵义会议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中国的农民太好了，我们党在农民中威信太高了，不然我们党就会垮掉，太危险了。”这是不是把问题估计得太严重了？但又想，我到湛江和海南岛农村看了，你们批我，但没下乡去，你们知道下面的情况严重吗？

    就这样左思右想，辗转反侧，后来是读到列宁的一句话，才使我在当时想通了自己的错误所在。列宁说：“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曲折……散布惊惶情绪……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我想，就算我对情况的估计不错，但也不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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