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下凡旅游记 正文 蛇仙游记》第二卷11、“右倾分子”形形色色(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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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干部有左倾情绪”，如主张把社员“见缝插针”的土地收回，把下放的毛猪统统收回，把划小的食堂并大，对已经批准以原初级社为核算单位的，重新恢复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回到报社便写了一篇题为“反右倾要防左”的稿件，自取灭亡，划为四类。最终被定为三、四类的干部绝大部分被撤职并下放基层劳动改造，承受**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如李绍亭先是下放劳改，后又逐出地专机关，下放彭县山中的一个矿区，他的爱人张玉如和两个孩子在矿区医院艰难度日。

    一份温江专区“地专机关反右倾三、四类人员名单”，竟然开列了140名一般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名字。其中有地委、专署各部门的干部、地区报社记者、医生、护士、书店经理、事务长、通迅员、打字员、农技师、电影放映员、补电影胶片的修片员、收发员、书记员、以及幼儿园老师。地委书记宋文彬的妻子，宣传部干事石彬也在列，因为她回山西老家一趟，回来散布“家乡尽吃糠菜”。

    温江专区俾县红光公社合兴分社的红光管区的反右倾运动，由县委农工部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一手操办，全面彻底，人人过关。支部书记周桂林，是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劳模。在反右倾运动中他成为批判对象，多次在会上被点名：“你周桂林，干劲不大，右倾！”于是被夺权、靠边站。同时，大整社员群众，把一些所谓不爱开会的，开会迟到的，不爱劳动的，说秧子栽密了的，做不够规格质量的，报产量低了的，吊二话的人都作为右倾分子来反，专门开管区大会把这些干部和社员处以刑罚。其刑罚有罚站、跪竹片、跪瓦渣、跪拌桶边边、跪高板凳、捆、打、淹水、皮鞋踢、送特别队等十多种。特别队就是劳改队，有的地方称劳训队。为公社、管理区建立的准监狱机构，管理区以上的干部一句话就可以将社员送去劳改。

    转业军人杨心田反右倾时给工作组的干部提了意见，就被毒打了两次，第二次打得杨爬着回了家。扬害怕斗争，养好伤就逃跑了。后来，被成都市公安局作为流窜犯捉到送回来。这时杨已经患了严重的浮肿病。工作组派两人将杨从床上拉到大会，叫杨站到五根重叠起来的板凳上弄来斗争，杨跪下求情饶过他，不允。斗争后，吓慌了的扬又外逃，无几日就死在厕所边上。

    候孝民取代周桂林当支书后，认为管区的右倾还反得不彻底，又和县委驻社干部一道，“变本加厉”大反右倾。

    反右倾运动层层往下搞，一直搞到老百姓头上。越到下面，斗争越野蛮残酷。县委书记赵金波在合兴说：“凡是没有完成征购、没留粮的地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弄去修铁路。”他亲自主持反右倾会议，集中全公社党员和队以上干部参加。会上，对所谓“右倾分子”进行残酷斗争，让他们脱了衣服站板凳、跪竹片、跪砖头……

    红光管区八队队长钟发田，是位四十多岁的老农，因为对瞎指挥不满，和领导顶嘴，当场弄到食堂斗争，划为四类。四类，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员、红旗管区副主任毛炳高的命运更加凄惨。斗争时，让他把裤腿挽起站板凳，跪砖头。赵金波给他定罪说：“对粮食征购抵触，右倾思想严重，划为四类，回去监督改造！”回到管区后又斗，指头都被打断了。1960年2月，毛炳高就疯了，不久饿死在荒野。社员说：“好可怜，连只狗都不如啊！”

    红旗管区驻社干部梁××借反右倾为名，用十多根晒席、板子专门搭一高台，将社员弄来跪竹片，脱衣服受冷，先后斗争过的有十九人之多，群众无不切齿痛恨，敢怒不敢言。

    温江专区1959年11月对县级干部（不包括地、专机关）反右倾排队，413名县级干部中三、四类共计78人，占百分之十八点九。其中金堂县31名县级干部中，划为三、四类的达10人之多。全区各县反右倾五级干部扩大会，共到会8089人，划为三类的843人，划为四类的281人，共计1124人，占到会干部的百分之十三点九。继县反右倾大会后，运动席卷全地区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受打击者数以万计，其中受批判、处分者84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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