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娘子和小青来到奉贤县境内,见远近分布的农村都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就像当年日本鬼子在农村“讨伐扫荡”,烧毁民房。
白娘子和小青大惊:这是怎么啦?怎么“大跃进”像鬼子来扫荡?
她俩一打听,才知道这是全县统一行动:火烧棉铃虫!
1958年夏秋之交,江南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棉花红铃虫成灾。当时,江苏地区推广了淮北地区及启东、太仓等地消灭红铃虫的经验,即用玉米秆等禾秸,搭建临时棉花仓库,用后立即拆烧的“快速灭虫法”。并介绍说,这样,烧过的玉米秆灰还能作肥料,一举两得。省委专门召开灭虫现场会,会议决定,对现有棉花仓库,拆仓刮虫,拆烧临时棉仓。
奉贤也派代表去参加省委召开的现场会。代表回来,原原本本向县委作了汇报,并强调省委“一拆二烧”的精神。
从奉贤已经采取的做法来看,房子倒是已经开始拆了,但烧还没动手。县委在原来消灭越冬红铃虫运动中,就曾将堆放过棉花的房子,拆下屋梁、房柱、门、窗,投在河中浸泡,使钻进缝隙的虫子爬出来。或者淹死冻死,有的地方采取药物熏蒸的办法杀虫。县委明确表示,在“大跃进”年代,这些方法太落后,是“少、慢、差、费”。只有放火,才能烧出“跃进速度”。
秉承县委意图,县农业局提出了一个消灭红铃虫的“跃进方案”:将凡是堆放过棉花的房屋,一律拆毁,放火烧!
9月10日,**奉贤县委发出《关于全面开展防治越冬棉花红铃虫的指示》,要求作到彻底、干净消灭棉花红铃虫,要“籽棉不归家,就地进仓,就地储藏,收后烧光”、“拆瓦房,烧茅房”。
9月13日至15日,县委在兴桥人民公社召开了第一次现场会议,示范性地搭成临时仓库,然后烧毁。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得意洋洋地告诉与会者:“看到没有,一把火,虫子还不烧死了,它又不是孙悟空,能过火焰山,能过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临时仓库。各社队原先收回的棉花,大都堆放在民房内。人民公社化运动大搞“生活集体化”,社员都被编入连、排、班住大统铺,剩下的房子,好一些的都作了仓库。虽说房子共了产,但烧房灭虫,为了几条虫子就烧房子,这样的事情未免太离谱了吧?不少干部心里发怵,怕引起民愤.由于大搞积肥,大拆民房伤了民心,这次消灭红铃虫运动又要拆烧民房,自下而上阻力不小。房子虽说充了公,但原房主心里还是见房想起自己的家,各家各户都还有一点充公不要的坛坛罐罐,有的人还藏有钥匙,隔三差五地偷偷溜回家呆一阵,看一看,找找“共产”前一家人团聚的温馨回忆。尤其是干部,土改运动就是积极分子,自然分的好房子。
公社化运动中,虽说是充了公,但多是拿一部分做仓库,其他几间住人。干部们住了几天大房子,不自在,个人又经常跑回家,开小灶,过几天夫妻生活什么的,也很方便。仓库里要吃要喝有的是,夫妻团聚也没人敢管。没想到这下可糟了。县委一声令下,拆烧运动引火上身。为了几条虫子,就把房子烧掉。
群众反感,基层干部抵触,拆烧运动雷声大,雨点小。
为了实现拆烧房子灭虫运动“大跃进”,经县委副书记李少峰审阅同意,县委批转了县农林局《关于开展彻底消灭越冬病虫害运动的打算》,下发各公社党委执行。《打算》强令,整个灭虫工作必须在12月3日到20日全部结束。
为此,“公社各营、连采购站的棉花仓库作到全部拆、烧、封”。公社搭的临时草屋和利用草屋搭的棉花仓库,要“全部烧光、拆光”。为尽快完成拆烧堆放过棉花的仓库、房屋的工作,要“以公社为单位成立灭虫突击队”。县委决定,全县灭虫工作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办法。首先以奉城公社为试点。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发狠地下令:“拆烧灭虫运动推不动?奉贤还是不是**的天下?我看是党员干部在闹事。要坚决刹住这股歪风,采取强硬措施,打好这一仗!”
11月,县农业局长戴纪群率领工作队进驻奉城公社,立即抽调一批公社干部,组织了一支80人的“灭虫突击队”,开赴各村,突击实施拆、毁、烧的计划。
12月5日,经李少峰同意,县农业局在奉城公社六营召开第二次拆烧灭虫现场会,全县各公社灭虫干部必须参加,不得有误。现场会上,当场示范拆毁了5间瓦房,将瓦片揭下来,一片片刮虫,屋梁、枕木拆下来烧毁。并拆毁了60间临时仓库,放火烧掉屋茅和芦垫。
拆烧灭虫运动惹得民怨滔滔。因此,现场会后,只有县委重点示范、工作队紧抓不放的奉城公社五、六、七三个营开始拆房烧屋,其他社队的灭虫烧房,却并没有按县委计划的“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县委原定的12月20日完成全县灭虫工作的计划难以实现。因此,县委第一书记王文忠怒火腾腾,几次开会,大发雷霆之威。书记处会议上,书记们一致认为:县委的决定执行不了,干部们眼里还有党吗?文的不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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