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中爬了出来,便又采取更加毒辣的手段,将死了的和有病未死的人集中起来,成批地用火焚烧。每一批三四十人。生长在煤峪口村的老工人曾士贵,就是那年8月日寇一次焚尸时,虎口余生的一个。当时他因病两天没有下井,日本监工就说他得了传染病,用铁丝网封闭了他家的门窗。曾士贵乘鬼子去取汽油时,拨开铁丝从窗户上爬了出来。他正准备返回去接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时候,鬼子回来了,把汽油一泼,一把火就把他的妻子和四岁的小孩给烧死了。
凶残的日本侵略者推行的一种要煤不要人,用人命换煤的血腥政策。为了多出煤,他们经常搞什么‘努力出煤日’。到了这一天,日本监工一起出动,手举锒头、皮鞭,强迫工人昼夜不停地干活。很多人被折磨得筋疲力尽,奄奄一息。为了多出煤,他们不管工人的死活。1938年清明节前夕阳,煤峪口矿九号掌子面的透水事故,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个工作面早有透水征候,工人们不止一次提出不能再采了,否则有人命危险。
可是日本侵略者根本不理会这些,到了这一天,仍旧搞什么‘努力出煤日’,把120多名工人驱赶到九号掌子面去干活。这些工人刚走进去,就听到哗哗的水响声,大量的地下水涌了出来,很快封住了巷道,把大家困到了井下。事情发生后,许多老工人自动组织起来,几次要下井去排水,都被日本兵用刺刀挡了回去。等水退后,工人们不顾一切下去抢救时,这120多人已大部饿死了,只有12个人还有一点气,背到矿上后又死了四个,仅有八个人饶兴地活了下来。
1938年6月,日本侵略占领安徽的淮南后,设立了“淮南炭矿株式会社”,霸占了大通煤矿。在日本鬼子的刺刀和棍棒威逼下,工人整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累死、病死、冻死和被砸死、打死的人一天天增多,特别是1942年秋疾病流行的时候,死人更多。当时“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堆着两人多高的芦席,早上死一个人还能用一张芦席卷着。到了下午,芦席用光了,就随便把尸体摔在外边。于是沟旁、路边、井下,到处都是尸体。在一座小桥底下,由于堆的尸体太多,竟然堵塞了流水。为了掩人耳目,日本侵略者于1943年春,强令工人在大通矿的南山边挖了三个大坑,埋葬这些矿工的尸骨。这三个大坑就是人们所说的淮南大通矿“万人坑”。
有了“万人坑”后,凡是死人甚至有些还没有断气的,都被拖去埋掉了。据当时日本矿务局极不完全的、而且是大大缩小了统计,“万人坑”里共埋了13000多具矿工的尸体。
日本侵略者为了榨取工人的血汗,用尽各种毒辣的手段。他们对待矿工就象对待奴隶一样,随意进行宰割和鞭打。在刺刀和皮鞭的胁迫下,工人们每天要进行12-16小时奴隶般的劳动,由于过度劳累再加上饥饿,有些工人刨着煤、抬着筐就晕倒了。日本监工看到后,还说是装病,不由分说举起皮鞭就打。大通煤矿有个名叫陈东祥的工人,被分派用小车往井上运煤。一天,由于饿累交加,推着推着车就晕倒在沟里了,正好被一名监工发现,这家伙不问青红皂白,举起棍棒就朝他的头上打去,直打得陈东祥鼻孔窜血,没过两天就离开了人世。
在日本侵略者的心目中,一个矿工的生命还顶不上一块煤。潜伏在井下的各种危险,他们不管,他们只管要最高的产量。1941年夏季的一天,矿工余业初和李富先等11人正在北四槽掌子面掏煤。
忽然见到掌子面一片积水。遇此危险情况,工人们立即退出掌子面,往安全地方转移。日本监工却用棍子硬把他们打了回去。刚刚走到,汹涌的地下水便席卷而来,转眼间,整个掌子面就淹没了。
11个矿工被淹在水里呼天唤地,拼命向出口挣扎。可是出口已被堵死了。水还在继续涨着,11个人中已有九人被洪水吞没,只有余业初和李富先两人攀着一根柱子,伏在坑壁上。幸好旁边有个小洞没有堵严,能勉强维持呼吸。后来,由于日本侵略者舍不得丢掉那片厚煤层,又叫工人重新开采通向被淹过的地段。他俩这才虎口余生,被工友们救了出来。矿工孟广礼,也是因为煤而断送了性命。一天,孟广礼在南六槽煤区挖煤,头上的煤渣直往下掉,有经验的矿工都了解:这是煤层下榻的预兆。孟广礼当即提出:“煤层要垮了,不能再干了!”可日本监工硬强迫老孟继续留在危险区工作,不一会儿,轰隆一声,巨大的煤层塌了下来,孟广礼就这样被煤砸死了。
在日本人的棍棒和皮鞭下面,矿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奴隶般的劳动,创造了大量财富,得到的却是疾病和死亡。大通嵌矿老工人都来宾控诉说:当时工人干一天活,只发给三升半霉麸面。这种面又苦、又酸、又臭,一个馒头里能找出四五条小红头虫。吃下去,肚涨得难受,再加上沉重的劳累,喝污水沟里的煤水,很多人上吐下泻发高烧,不几天就死亡了。这种病传染性很大,仅1939年就死去6000人。居仁村有个八道工房,住着500多个人,不到两个月就死光了。
为了防止矿工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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