勘探一下比较准确,您觉得呢?”高振毫不遮掩自己的期盼,热情道。
随后俩人有对勘探的事情了了数分钟,李教授还特意带高振来到学校给他提供的住房中拿出一摞关于江西矿产探测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他前年去江西的时候调查的,至于自己去不去,李教授表示还需要时间考虑。高振也没有强求,告谢之后,带着文件回到了北京饭店。
其实本来还想去找另外一个出色的地质学家,翁教授,奈何人家并没有在北京只好作罢。一回来,看到众人的表情之后,就知道又出事了。
原来就在高振出去的那段时间里,孙中山先生收到了段祺瑞邀请他参加“善后会议”的电文。说起来这个时代的政治人物对于搞通电可谓情有独钟,哪怕相隔不到数公里,他们这些人也情愿给对方一通电报,也不愿意和对方面对面的交流,好像不如此不能够让对方重视起此事,或者掉身价。
段祺瑞在电报中,还是表明希望孙中山本人能够在1925年2月1日参加到‘国民代表会议’,监察《善后会议条例》。虽然在电报里一口一个“我公”的称呼孙中山,但是谁都能看出段祺瑞的花花肠子里面想的什么,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国民党右派非常欣赏段祺瑞的通电,极力希望孙中山能够同意参加会议。
高振回来的时候,他们也正好要为此事召开会议,孙中山当场苦口婆心的对那些劝说他参加会议的人说道:“你们难道看不出段芝泉的花招么?他不过是想用这个会议讨好那些手握兵权的军阀,讨好西方列强……”
对于这句话,高振深表赞同,然而谢持、林森等国民党右派却依然认为即便如此,也好过和GCD搞在一起要好,仍然要求孙中山参加这次善后会议。
而后,孙中山纪要和段祺瑞、张作霖这些军阀政客们周旋,又要不断的说服党内持有不同意见者,这让孙中山深感疲惫,病症进一步二话,从肝区传出来的剧烈疼痛,是他一动一下身子都开始困难。为此,汪精卫、高振等极其关心总理身体的人士开始四处寻找医病之法,上次的外国医生已经回国,再次赶来已经来不及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依旧硬支病躯,斜卧在病榻上,亲自拟定出至段祺瑞的电报,也就是1月17日的《为反对包办会议事致段祺瑞电》。随中山认为,所谓善后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南北会议’无异。故此不顾党内右派势力的反对,毅然决定不参加此会议。
此时,中国GCD也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1月20号发表《中国GCD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言》中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主张。宣言指出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无非是要用军阀制度和借着帝国主义的帮助,以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倘若国民要求派自己的代表参加所谓的‘善后会议’,段祺瑞对于召集国民会议之虚伪宣言一定要被揭破……
这些要求当然是段祺瑞所不能接受的,他断然拒绝了孙中山和GCD的提议。
高振对这些置身世外,没有资格是一回事,另一方面,孙中山让他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东征”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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