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家迁居广州。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朝军队的一名武官,据陈公博自述,其父因参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而官至广西提督。一八九七年解职后,闲居广州,继续享受清朝俸禄,并保留官职称谓。这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官宦之家,陈公博在这样的家庭中度过了他的童年。
陈公博由于是晚生和独子的关系,自幼受到父亲的钟爱和放纵。因此,他幼年的学习生活也与一般的官宦子弟有所不同。陈公博自;;;六岁起便醉心于各种旧小说,如《薛仁贵征东征西》、《杨文广平南平北》、《水浒封神榜》、《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等等。他的这种兴趣来自于去露天书场听“讲古”。那时,在广州禹山关帝庙前的空地上设有好几个书场,由说书先生讲说《三国演义岳全传》等旧小说。这种地方是社会上三教九流汇聚之处,也是一般平民享受文化生活的场所,有些身分的富家子弟是不会被允许去的。但是,陈公博却每天下午都能征得父母的同意,在一位老家人的陪同下前去听说书。这种书场采用烧香的办法计时收费,每烧完一枝香,每人需交纳5个铜钱,或1个铜板。说书先生为着增加收入,不免拿腔拿调,添油加醋,把故事拉得长而又长,以吊众人的胃口。陈公博年幼心急,忍耐不得,便央求父亲买来小说自己读。很多字认不得,太繁难的便请教人,可以以意为之的便自己乱读。陈志美迷信开卷有益,认为小孩子不妨让他多知点东西,使在成熟之前多得借镜和反省的机会。他不仅同意让陈公博随意阅读各种旧小说,而且还提些问题进行考问,诸如“《三国演义》内用两个字作人名的有多少人?”“诸葛孔明在演义内骑过多少次马?”鼓励陈公博在用功;他甚至不理会陈公博阅读被列为坏小说的品花宝鉴》等禁书。陈公博成年后回忆说:“有时他瞥见我看小说,本来想问我看什么书,倘若他疑似我看坏书的话,就借故扬长地走开,装作不见。”“不过这是不是一个教子的良好方法,我只有让别人去批评,可是对于我的本身,的确是曾实受其益的。”大量旧小说的阅读对于陈公博思想性格的形成起了不小的影响。
自九岁开始至十五岁,陈公博正式入学堂接受传统的汉学教育,教书先生是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他在讲解经义和历史的时候,也不时说些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使陈公博在接受正统的封建传统教育的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新思想、新学说。对于四书五经的学习,似乎没有在陈公博的心灵上留下好的印象,他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这六年之中,说也可怜,教师把四书五经全灌入我的脑子了,每天赶到教馆,都一一抽背,熟是烂熟,可是对于解释,我一点也不懂,就有疑问,当着从前老师的威严,也不敢问,有时恭而敬之的请教,每每得不到满意的答复。还有更苦的,九岁的下半年,就得背广东出版的古赋首选,这本选赋寥寥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的《离骚》,一篇是庾信的《哀江南赋》。背是背得出,就等于和尚念经,只求字句不错,至于内容,莫明其妙。小心房里全塞满苦闷,老师最后把他治学的方法拿出来,他说:“读书只要熟,熟便能生巧,读熟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偷”,老师既叫学生去偷,那我们就不能不往书上做小窃。而且后来读至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有一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想管他罢,陶先生这样说,老师那样教,一定不会错的,自是每遇作文,都尽力往内东扯西拉。结果好些文章都得了无数的密圈,很好的评语,但我的文章用句,假使一—抽出来考我的话,我连苏东坡的“想当然耳”也想不出。
然而,陈公博对于旧小说依然情有独钟,日间背读四书五经,晚间阅尽广州能够得到的小说。为了证实小说里的事实,他又迷上了历史书籍。先是读《通鉴辑览》和《易知录》,随后嫌纲鉴纪事过于简单,便去翻读二十四史。在阅读顺序上,也是跟着的需要走。为了印证《三国演义》,首先去读《三国志》;为了印证《前后汉演义》、《隋唐演义岳全传》等,接着读《汉后汉唐宋史》等,至于南北朝史、元明清史则放至最后才读。由于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陈公博又去翻地图,读《郡国利病论》等著作。由于历史书籍中每多引证经书,促使陈公博重新翻阅经书,为的是进一步求真索本。他说:“对于四书,我最喜欢《大学》和《孟子》,对于赵晋所谓以半部《沦语》治天下,我惭愧没有领悟到。至于五经,我最喜欢《春秋》,这或者有关历史的缘故,其余《诗易》、《礼》,我不敢说有什么见解,或者他识我的程度,比我识他的程度高得多。”
一九二零年毕业后回广州和谭平同创办《群报》,任总编辑。一九二一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七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三年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同年二月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一九二五年回国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等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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