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就是无名氏的《鸣凤记》了,之所以说是无名氏,是因为《鸣凤记》的作者的确不详,因此明代吕天成《曲品》把它列为无名氏作品。
这部剧全剧共41出,是一部著名的时事剧,政治活报剧。
剧本写的是嘉靖时奸相严嵩父子专权,残害忠良,内任党羽,外用军财,致使倭寇侵界,河套失陷,朝政日非。
以夏言、杨继盛为首的忠直朝臣前仆后继,同奸相斗争,犹如“朝阳丹凤一齐鸣”,所以叫《鸣凤记》。
《鸣凤记》虽然人物众,头绪多、情节繁,但忠奸斗争的戏剧冲突还是一线贯穿的。
一方是刚正不阿、部位权势、视死如归的夏言、杨继盛等“八谏臣”,一方是严嵩父子等大奸臣。
剧中的人物、事件大都真实,演出效果也相当好,简直“令人有手刃嵩贼之意”(吕天成《曲品》)。
《鸣凤记》不仅直接反映当代重大时世,首开风气之先;而且打破生旦团圆旧套,在戏曲史上也是个创造。
全剧41出,生(杨继盛)旦(杨妻张氏)在第15出就结束了活动,先后被杀、殉节,但全剧情节不够紧凑,人物性格还显浮泛。
此后就是明后期了,明后期的剧坛情况的话,怎么说呢,在进入明万历以后,传奇创作进入**,一派繁荣。
其突出标志就是涌现出杰出的剧作家汤显祖及其“临川四梦”,把传奇创作推上了高峰。
在他影响下出现的“临川派”剧作家,成为明传奇创作的一支重要方面军。
同时,剧作家沈璟,作为“吴江派”的带头人,其戏曲理论在当时影响更大。
沈、汤两派以不同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相互争胜,促进了明传奇的进一步发展。
从剧作精神看,明后期传奇最突出的倾向是张扬个,批判封建礼教。
它通常以婚恋自由作为具体演绎。
于是出现了远远超出一般才子佳人恋爱俗套的不朽作品,如《牡丹亭》《娇红记》。
从声腔发展看,昆腔创作一枝独秀,大部分传奇都是比较典雅的昆腔作品,同时具备较高的文学品位。
另外,民间的弋阳腔与各地方戏的结合,也上演了不少丰富多彩的传奇剧目,满足了大众的审美需求。
先给大家说说沈璟的昆腔创作吧,沈璟这个人的话,是江苏吴江人,进士出身,历任兵部、礼部、吏部主事、员外郎,曾因事被贬,37岁时告病归隐。
晚年专意于戏剧理论研究和剧本创作近20年,共改编创作17本昆剧,明为《属玉堂传奇》,现存7种。
沈璟传奇多从传统道德出发,抨击世风堕落。影响较大的是《义侠记》,根据《水浒》武松故事改编,突出的是武松的忠义和侠烈,已达到惩恶扬善目的。
另外有《博笑记》,由十个短小喜剧构成,每剧二至四出,内容多宣扬戒淫警盗、惩恶扬善。
由此看来,吕天成《义侠记序》说沈璟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概括基本准确。
但沈璟的创作成就远不如汤显祖,他的地位,主要是因创立其曲谱体制和吴江派戏曲理论而奠定的。
但不管怎么说,沈璟也是明代著名曲学大家,他辞官归隐后潜心致力于昆腔格律体系的建立、
像是他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审定宫调曲牌,规范曲牌句法格式,确定声腔音律,分辨正字、衬字,标出板眼,较全面地构建了以昆腔为主体的新传奇的格律体系,成为曲家填谱的法则。
沈璟戏曲格律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对“场上之曲”的强调。他提出“合律依腔”和“语言本色”的主张,以使“案头之曲”成为“场上之曲”。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他在格律与文辞的关系上有些认识不足,为强调音律,往往不惜因律害意,未免偏激、过分。
而与之相关的“沈汤之争”,也就成了明代戏剧史上的重要话题。
所谓“沈汤之争”,说的是沈璟和汤显祖对戏曲创作有着截然不同的见解,其焦点在于如何处理曲“律”与曲“意”的关系。
沈“强调音律”,甚至不惜“因律害意”“欲度新声休走样,名为乐府,须教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捩嗓。”
地方汤“推崇意趣”,甚至不惜“因意害律”:“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据王骥德《曲律》、汤显祖《答凌初成》载:沈璟、吕玉绳曾把汤显祖的《牡丹亭》改编为《同梦记》,引起汤显祖的极大不满。
汤很气愤地说:“《牡丹亭记》要依我原本,其吕家改的,切不可从。虽是增减一二字以便俗唱,却与我原作的意趣大不相同了。”
于是“沈汤之争”由此而生。
王骥德认为,“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可见两位大家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而我们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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