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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宋 章节目录 第四百七十七章 平分秋色(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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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黄育馥《京剧-跷和中国的性别关系》（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第五辑）则以跷为切入点，通过对跷的历史流变的梳理而探索中国性别关系在近代的转变，得出几个结论。
（1）跷是中国封建父权制社会的产物。（2）跷是中国封建社会性别角色期待的体现。
（3）20世纪初的废跷现象是多种因素（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王瑶卿梅兰芳等人的胆识、京剧内部女演员的积极参与导致的性别结构的变化等）共同起作用的。
（4）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艺术形式的功能也表现出动态的特征。
通观这些研究论著，可以发现他们多从心理学、性别学的角度切入，探究异装扮演的审美心理机制，融汇了很多西方的理论。
大陆学者的研究亦颇为丰富，由于身处这一文化圈内，面对着当今仍甚嚣尘上的男旦演剧形态，很多学者发表的文章多是着眼于对男旦存在合理性的争论上。
颇具代表性的一场论争缘起于2002年第3期的《中国京剧》编发的一组有关提倡和培养男旦的文章，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音。
如祁吴萍直接发表反对意见《反对提倡培养男旦》，认为只需培养几个“有范儿”的男旦，满足一下广大观众的新鲜点缀感即可。
而此后周世杰又发《谈男旦》一文与祁吴萍商榷，认为男旦对京剧艺术的振兴、繁荣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不可偏废。
然而，综观各类反对或支持的意见，可以发现大家的意见事实上很接近，大致均是认为男旦现象有着较为久远的传统，对戏曲的发展繁荣一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如今新社会不应大力提倡，而应根据戏曲演出的实际需求和演员本人的兴趣爱好酌情加以发展。
在众多关于男旦的论文中，么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后收入《晚清戏曲的变革》）一文立意较高，将男旦现象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阐述了不同时代男旦的文化底蕴。
作者认为晚明男旦取得与女旦同等的地位，乃是其时市民阶层的崛起以及个思潮的激荡之产物。
清代乾隆年间由魏长生入京扮演“粉戏”而出现了男旦的第一次走红，这一方面是晚明强调人欲和个性风潮的延续。
当然，一方面也得益于清初旨在禁欲的政治干预的反向刺激所造成的社会。
如20世纪20年代以“四大名旦”为领袖的男旦第二次走红则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张扬的理想主义和个的派生物。
另外，中山大学程宇昂的博士学位论文《明清士人与男旦交往研究》对明清两代士大夫与男旦交往的历史进行了细密的梳理。
他揭示了明清男旦演员、倡优合一的身份以及兼具女性优伶以艺娱人与以色事人的双重功能，并论述了士人与男旦交往对演剧环境和戏曲艺术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士人的鼓吹为戏曲表演聚集大量人气，演员的文化修养、演艺水平亦在与士人的交往中有所提高）等。
而对优伶与男风现象的研究，亦有一些成果。
像是施晔《清代名伶三曲述略及士优男风文化解读》一文以《王郎曲》、《徐郎曲》及《李郎歌》为考察对象，探讨了清代士优男风文化独具一格之特质，认为流行于清朝士宦中的男风，揉进了特定时代的政治因素、审美心理及民族情感，相
较于明朝少了一份粗俗和肉-欲，多了几分雅致和深情。
日本学者村上正和的《嘉庆道光年间的士大夫与优伶——以“状元夫人的故事”为中心》一文归纳了乾隆年间高官毕沅和男旦李桂官、李符清和男旦陈银官，道光年间黄镜生和男旦黄联桂、杨懋建和男旦双桂等士优关系。
认为明清两代优伶虽一直是“贱业”，但从明到清其间的关系已发生了重要变化——即清代的士大夫为了交往而唤来优伶，优伶为了生计而依靠士大夫，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由隶属而变成“戏场性”的关系。
此外，如《清代法律视野下的男风现象》一文从法律角度对男风现象进行了探讨，亦关涉到优伶；《古代男子缠足习俗一瞥》一文从风俗史的角度对男优的生存状态进行了描述。
《之男风研究》和《男性情爱的想象与期待——论》则以《品花宝鉴》一书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述。
一般的戏曲史著作或专门论著、论文中论及优伶时的主要着眼点之一便是优伶与戏曲发展
风貌的关系问题，而这一问题事实上涵盖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优伶的戏曲创作，二是优伶的
理论建设，三是优伶活动对戏曲发展风貌的影响，四是优伶作为文化现象本身对戏曲特性形成的影响。
关于优伶的戏曲创作，如上已述的李春祥《元杂剧史稿》第十一章《张国宾及其他艺人作家》便重点介绍了当时的戏曲艺人张国宾创作的《合汗衫》、《薛仁贵》两部杂剧，并总结了其优伶身份对其创作平民性特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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