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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宋 章节目录 第三百二十章 废除(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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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民国政府对南甸宣抚司采取了暂停改流，团结抗日的政策。
到了最后的第三阶段，改流再起，不过最后却不了了之了。
的确，在抗战胜利后，民国政府再议改土归流。
像是1945年，梁河司法处在大厂成立，设有院长，检察官，司法兵，开始受理梁河地区的民刑案件，并通知设治局和土司今后不许在受理民刑案件，但没有实效，土司依然受理。
同年，设治局改十九乡镇为四大乡镇，在四大乡镇成立中心小学。
1947年，国民党梁河党部迁入土司署。
1948年，设治局，党部在土司署召开参议会成立大会，多数议员，乡长慑于土司权威，被迫同意龚绶为参议长。
6月，龚统政成立“民众自卫组训总队“，扩大势力范围。
9月2日，土司在司署召开乡镇长，绅士会议，成立改革委员会，选举设治局长，以行使自治权。
9月15日，末任设治局长到局视事。
当时，土司有令，凡县人进出设治局，或给设治局纳粮纳税者，抽筋剥皮。
此时，国民政府大势已去，已无力也无暇采取举措来改变这一状况了。
到最后抗战胜利后，时云南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李国清提出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废除土司制度意见书》，认为“土司制度本系封建余孽，早应废除“，“土司制度实系国家之毒瘤，割治愈迟，溃伤愈大“，希望“政府当机立断，以一团之众进驻腾龙边区，解除土司武装，实行设立县治“。
云南省政府也曾推出了《云南各设治局改县方案》，准备将梁河盈江两设治局合并改设一县。
但同时又说:“至于土司制度，亦为法制所不许，本应令饬一律废除，惟现值剿匪戡乱时间，地方尚未安定，拟仍采取逐渐改废办法，俟土司出缺，不再准其承袭。”
这个方案道出了云南省政府对待土司的真实趋向。
此时，云南省政府越来越陷入内战的泥淖之中，已经无心也无力推行改流的举措了。
1949年8月，时任滇西军队指挥官余建勋提出了《土司政治制度改革纲要草案》，主张“为适应边地特殊情形，司官制度仍旧保存“，“县局对司署居于监督指导地位，不必强令土司制度与内地完全划一，致生干预。”
该草案事实上给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改土归流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综上，这些大致勾勒了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改土归流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虽然云南地方政府的改流设想最终不了了之，但南甸宣抚司在改流的冲击下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像是土司制度被逐步纳入了国家统一的行政体制之中。
在南甸土司一统天下的辖区，先后承设了八撮县丞，八撮分治员，八撮县佐，腾冲第六区公所，设治局。
尤以设治局机构较为完备，初期局内就设有秘书室，第一科(掌管户籍，自治，禁政，风俗)，第二科(掌管财政，粮食等)，第三科(掌管军事，建设，教育，卫生)。
此外还设置了政警队，同时，先后曾设过民众办事处，户籍办公室，统运烟收购总站和禁烟协会(这两个机构人员由局署职员及乡镇长组成)
设治局在基层初设五区，1933年改为十九乡镇，1938年，推行了户口调查，实行保甲制度，将原土司基层行，保，甲，区，乡，镇长，由设治局政组织变革为乡镇委任，初步废除了土司委派的岳尊，田亢头。
不过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部门接纳了土司参与政务活动，龚绶曾任禁烟视察员，滇西边区自卫军第二路司令，参议长等。
至于土司的司法，税赋事务管理权也渐渐向流官政权转移。
像是1912年，国民军滇西总司令《饬腾冲府知府黄永谦永禁南甸土司管理司法令》中，明确规定，所有一切民刑诉讼案件归腾冲府管理，土司不得再行收受呈词。
1932年起，梁河设治局逐步掌管了一部分司法权，汉族地区的民刑案件都由设治局受理。
1935年，又设立了专门受理梁河地区的民刑案件机构——梁河司法处，并明文通知设治局和土司今后无权受理任何民刑案件。
1933，1934年，梁河设治局截收了土司三大款三万余元1938年，梁河设治局将税收区明确划分为十三个标，由乡镇长征收。
同时，土司的军事力量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像是1932年，首任设治局长袁恩膏，推行义务兵制，成立民众自卫大队，自兼大队长。
并限制土司养兵，后经调解，允许土司养兵20名。
1934年改自卫大队为常备大队，1935年，第一殖边督办署核定给设治局常备队兵额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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