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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宋 章节目录 第三百一十九章 残留(第2页/共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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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高氏土司的兴衰和中国土司制度的变迁息息相关。
高氏土司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点的出现看似偶然，其实都和中央王朝的“改土归流”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
当然，已经说到民国时期了，的确，其实改土归流并不是古代封建王朝的事情，在那时并没有彻底完成，是一直到民国时期，才彻底完成。
的确，这是真的，清朝时期虽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但是并没有彻底完成，还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算是封建残留吧。
所以到了后面的民国时期，也进行了一些更彻底的改土归流措施，才消除这种封建残留。
举个简单例子，在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执行实际管辖的土司为政府所关注，云南地方政府陆续实施了若干改土归流措施，因此，还保留较为完整的南甸宣抚司也在改流的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
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已见诸史籍，清初，中央政府在巩固对云南边疆统治的过程中，乘机在某些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
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任命鄂尔泰为云南巡抚兼总督事，在云南推行了规模巨大的改土归流。
但由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清政府的统治势力还不够深入，环境较为恶劣等因素，鄂尔泰提出以澜沧江为界，“江内宜流不宜土，江外宜土不宜流“…
于是，改土归流只在澜沧江以东推行，地处“江外“边疆的南甸宣抚司不在改流之列。
其后的乾，嘉两朝基本上着力于进一步巩固江内的流官政权，江外则维持土司统治。
继后，全国形势动荡，西南边疆政局也处于飘摇之中，晚清政府疲于应付，既不能也不愿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了。
南甸宣抚司得以延存至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诞生后，土司制度仍在运行，这不仅与“三民主义“相违背，而且直接阻碍着国民政府在边疆统治的深入。
国民政府开始对全国行政建制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云南边疆管理机构也随之进行了重组。
尤其是1912年英国殖民者进侵片马，滇西发生了边疆危机，加强边疆的统治成为当务之急。
在此背景下，改土归流再次为各方所关注。
卯遮弹压兼交涉副委员周谟提出，以驻防该地的国民军为后盾，“密知各营管带，通令各司改流……除南甸，干崖，遮放，猛卯稍有兵力，余则摧枯拉朽耳。”
云南都督府驻大理的迤西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李根源-“上经营土司急进，缓进二策“，建议实行改土归流。
不过大家知道，在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中央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边区的改流。
云南政府根据李根源的建议，决定“从其次议，谓急于改流，转多顾虑.不若为之更化善治，以守潜移默化之功。”
于是1912年，云南都督府在南甸宣抚司设八撮县丞(附属于腾冲县)，民国时期南甸宣抚司的改土归流艰难地启动了。
当然，需要说明，在改土归流前，南甸宣抚司制度可是十分完备。
不过，在这之前，还要给大家讲解一下民国时期的土司，在民国时期的土司的话，和之前的封建王朝相差不多算是该境内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长官，有绝对的独裁权。
土司之下设等级不同的属官，分别领有土地和管理权。
同时，为了更好地统治自己的辖地，土司们还都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结构形式。
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政权机构组织系统。
正印土司官，一人，世袭，为最高的政治，经济，军事，以至宗教上的领袖，其身份恰如帝制时代之君主。
遇正印土司官出缺，或年幼不能理事时，由其亲属中之一人，出来代为总揽政权。
代办在摄政期间，相当于摄政王，一切权力与享受，完全与土司相同。
其次是护印，护理.护印由正印土司同胞兄弟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充任，协助土司处理公务。
护理在无正印土司只有代办时设置，是由代办的同胞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担任，其职权与护印同。
再次，是猛，准，印三级属官，构成衙门中当权的贵族集团.。
倘若把土司比作封建帝王，则族官便是受封的公，侯，伯，子，男诸爵;若把土司比作大诸侯，则族管便是境内的卿大夫，地方职官就是各村寨头人。
当然，也不尽然，像是傣族寨就为田亢头，田亢尾，老幸，头人，客长，汉族寨为练绅(相当于田亢头)，村长。
土司衙门专门设有一整套办事制度，统称为“三班六房“，即三堂班，承堂班，亲兵班，门房，差房，茶房，书房，账房，军装房。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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